在美國總統連任的曆程中，戰爭和軍事力量不僅象征國家安全，更是總統鞏固地位、贏得選民支持的重要工具。
在2024年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聚焦於就業、利率和住房等國內議題，爭取務實政策吸引選民。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則依賴傳統精英和媒體支持，主打墮胎權和民主危機等話題。
然而在以巴衝突中，她模糊不定的“中立”立場時而支持以色列、時而偏向巴勒斯坦，暴露出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引發選民質疑她的決策深度。
從曆史來看，過去50年間隻有3位美國總統未能連任：卡特、老布什和特朗普。巧合的是，他們的任期都缺少一場有效的戰爭來支撐自身的領導地位，或在衝突中表現不佳。
美國政治文化中，通過軍事勝利彰顯實力，還是直接打擊敵對勢力，戰爭往往激發選民的愛國情緒，增強民眾對現任政府的信任感。而一旦總統在戰爭中止步或表現軟弱，選民往往會對其決策能力產生懷疑，影響連任機會。
卡特在任期內因伊朗人質危機陷入外交困境，缺乏強硬回應使其在國際上形象受挫；老布什盡管在海灣戰爭中獲得了軍事勝利，但並未將戰果轉化為經濟紅利，最終也未能連任。而特朗普則選擇減少美國海外軍事幹預，導致其缺乏戰爭帶來的威信加成，在2020年敗選。
不僅如此，戰爭的經濟效應對總統連任的影響也至關重要。美國軍工業在戰爭中收益頗豐，《戰爭是斂財之道》一書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火商的利潤增長17倍，這一暴利始終掌控在少數人手中，而犧牲卻由多數人承擔。
軍工業的龐大利益在美國政壇形成了強大遊說勢力，直接影響著政策走向和軍事行動的決策。
從民調的曆史來看，戰時的總統更容易在“愛國效應”下獲得連任支持。與和平時期相比，戰時的經濟活力和“安全神話”帶來的民眾團結效應，顯然更有助於總統的政治鞏固。
和平並非連任強力支撐
反觀和平時期，雖然減少了軍事開支，但總統往往需要顯著的國內成就以維持支持率，尤其是在軍工利益集團作用深遠的美國，和平並非連任的強力支撐。
由此可看出，美國總統的連任之道不止依賴於國內政策和外交平衡，而是深刻受到戰爭和軍工經濟的推動。
在這樣的結構中，戰爭不隻是保護國家利益的工具，更是一種經濟和政治的杠杆，軍工利益、國家安全和政治資本相互交織，影響著連任競選的成敗。
對美國總統來說，如何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實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成了連任路上無法忽視的戰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