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马币回升的机遇与挑战/勤保伟
迈入2024年以来，马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表现亮眼。自2月份，马币兑大部分国家汇率如美元、新元、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均有所上涨。
在今年2月，马币兑美元的汇率为4.8令吉，而到了9月，这一数字已经回升至4.3令吉。同样，马币兑新元从3.6升至3.3，兑欧元从5.2升至4.8，兑人民币则从0.67升至0.61，以上这几个货币的汇率涨幅达到约8%。
这一升值趋势对马来西亚的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尤其在进口和出口行业。
这次升值背后有多重因素推动。首先，马来西亚政府近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为马币提供了强劲支撑。其次，全球市场对美元的需求有所放缓，导致其他货币相对美元的升值。此外，马来西亚的经济复苏势头良好，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马币的信心。
成本减少利润扩大
对于进口行业来说，马币升值无疑是一大利好，进口商品的成本显著降低。对于依赖进口的行业，如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奢侈品和食品行业，这意味着采购成本减少，利润空间扩大。他们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从海外采购商品，再在国内市场出售。这种情况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使消费者受益。例如，电子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下降，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推高整体消费水平。
进口成本的降低直接推动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尤其是那些依赖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制造企业，能够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但对那些还有大量旧库存的进口商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因为旧货的成本高，在新货更便宜的情况下，或许需要调低售价才能卖出。
马币的升值对出口行业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其价格竞争力的下降。随着马币升值，马来西亚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上涨，可能削弱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对依赖出口的企业，如电子制造、工业领域、农业和油气等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全球市场上的价格竞争非常激烈，而马币的升值意味着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可能导致订单减少。同样，农业和油气等传统出口行业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挑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价格上升可能进一步打击需求，给企业带来利润压力。
出口企业还可能面临外汇风险。就算在不降低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的收入以外币计价，而成本以马币计算，汇率的波动可能导致汇兑损失，尤其是那些原本利润空间较小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一家营业额1亿，利润1000万的公司，在外汇下跌8%的情况下，营业额只剩下920万，而利润就只剩下20万。因此，企业在经营中需要更加注重外汇风险管理，通过对冲工具等方式，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汇率波动中保持敏锐
面对马币升值带来的挑战，出口企业需要从内部寻找应对策略。首先，企业应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此外，企业可以考虑拓展新兴市场，以分散对传统市场的依赖，减少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影响。
马币升值带来成本下降和利润提高的机遇；但对于出口行业，升值则带来价格竞争力下降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需要灵活应对，通过优化经营策略，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中，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马币的走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无论是进或出口商，都需要在汇率波动中保持敏锐，积极调整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灼见】大马走钢索的智慧/勤保伟
一场关税风暴刚刚平息，又是一波逆转的浪潮。美国与中国在5月间突然宣布互相降低关税90天，美国对中国降至30%，中国对美国则降至10%。
消息一出，全球股市翻红，投资者一扫阴霾，资金纷纷重新涌入市场，连前阵子跌得不成人形的科技股也重振旗鼓。
马来西亚，作为夹在这两大强权之间、深度依赖出口的中型经济体，显然无法袖手旁观。
我们派往美国试探水温的代表团刚从美方归来，透露出的谈判讯息中，充满着熟悉的美式强硬风格。
若要获得更低的关税，大马必须解决贸易逆差、保障技术安全、欢迎赴美投资，以及不得让美国技术流向美方不认可的国家。
这些话虽说得婉转，却句句带刺。美国要的，不只是数据表上的顺差逆差，而是全球高端科技产业链的主导权。
贸易自由非理所当然
马来西亚，正处于科技中立战略的最前线：芯片封装测试在我们这里完成，数据中心方面，中美都在我国建设，AI运算平台也准备在我们土地上落地生根。
马来西亚企业不能再假设贸易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在美方看来，任何可能间接出口至第三国的情形，都会成为审查对象。
也就是说，一家本地企业若组装含有美方技术的组件，最终却服务于非友好名单上的国家，就可能会面临制裁，甚至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这对大马及其企业而言是一个警钟。企业应尽快梳理自身技术来源、客户分布、终端用途等关键环节，并在必要时设立“防火墙”，例如在商业策略与区域分工上清楚划分美国市场线与其他市场线，防止因灰色操作而遭受牵连。
美国对全球技术输出的控制，并非一刀切，而是依据“信任分层制度”执行。美国的几位亲密盟友被列为“技术可信同盟”，享有较少的出口限制与更多的配额。而马来西亚目前处于信任的边缘地带，若想获得更多高端芯片与关键技术，唯有靠实绩争取。
因此，政府应主动出击，设立国家级技术安全监管体系，与美方标准接轨，强化数据审计与可控性，在制度层面展现我国“可控、可信、可查”的诚意，以争取更大程度的技术转移权与出口配额。
美国提出的其中一项条件是促进马来西亚企业赴美投资。
充当桥梁而非跳板
对多数大马中型企业而言，这听起来难以实现，因美元汇率偏高及美国高昂的生产成本，远非一般亚洲文化企业能轻易适应。
但若能借助国家主权基金等政府机构协助，在美国投资设立中高端测试厂、数据服务平台或AI芯片研发实验室，不仅可满足美方要求，还可换来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权或数据配额。
我们要向中美双方表明，大马愿意成为彼此之间的桥梁国家，而非跳板国家。我们不是中美之间的代工灰区，而是区域数据、信任与技术整合的关键枢纽。
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企业，无论是芯片、汽车零件等领域被卷入这场地缘经济战，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跨国顾问与应变能力，更加脆弱。
政府必须设立出口安全辅导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合规指导、技术审核工具与跨境交易信托机制。同时，应通过国家品牌认证，提升国际买家对我国企业的信任度，助力企业在多边市场中稳健前行。
马来西亚既不能靠讨好来获取地缘红利，也无法靠回避来避开冲突波及。
在这个“后全球化”、准冷战、技术壁垒重筑的时代，我们必须以制度化的中立与战略性的灵活，构建属于大马的新产业安全网。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那么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要学会的是站得稳、不失衡，如走钢索般谨慎而坚定。
这才是一国中型经济体在当代真正的成熟表现，也是马来西亚在乱世中应有的智慧与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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