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重启期待已久的媒体理事会/翁书雄
终于，筹备已久的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再次启动了。经过将近50年对于成立一个能为新闻业同行带来裨益的理事会，这一次，隧道尽头终于见到了光明。
根据马来西亚报业协会总执行长拿督查米瓦利亚的说法，早在1974年6月18日，媒体的高级编辑与我国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萨会面时，便提出了成立这样一个理事会的想法。
经过多年的僵局，这个想法在哥宾星于2018年担任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时再次复活，其中包括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来处理细节，当时的内阁甚至于2019年12月6日批准了理事会的成立。
但是，当喜来登行动在2020年2月爆发时，21名委员会成员在《当今大马》创办人詹德兰的领导下所做的所有艰苦工作都停止了。幸运的是，目前的团结政府认为有必要让此高尚的主意重获新生。
免媒体自由权受阻
现任数字通讯部长法米及其副手张念群一直积极推动成立媒体理事会，反映出诚信行事的原则，是良好工作的核心。
张念群最近主持了一场与现有临时委员会成员的会议，以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法案的起草，这需要来自她的部门和总检察署的法律专家的投入。关键是法案的草案在提交国会之前，需要更加具体。
这例如法米最近所说的，理事会的角色和职能必须明确，以确保它与其设立的法定地位和政府目前的监管不冲突。
国家资深媒体人丹斯里佐汉说，重要的是要避免政府在理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会阻碍媒体的自由权。因此，让媒体从业员管理理事会，将确保媒体的权利得到集体表达，从而为政府和媒体的双向交流观点铺平道路。
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也得到了扩大，包含现役和退休资深记者、学者和民间社会工作者等，因为说到底，该理事会将代表出版商、媒体从业员和公众。
临时委员会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以及科技发展推动的媒体消费不断出现变化，媒体理事会最适合为媒体制定共同的标准和做法，以履行其及时并且准确散播讯息的责任。
促进平衡准确报道
让媒体理事会制定行为准则，以促进媒体从业员的道德和负责任的行为，除了引导新闻业朝着更广泛的正义和人权原则服务公共利益之外，肯定也可以提高媒体素养。
至于资金，目前所达致的共识是由政府提供种子资金来启动该项目，不过，重要的是，这不应该以牺牲媒体自由为代价，虽然理事会必须向政府说明这笔资金的使用。
随后，理事会可以自筹资金。临时委员会建议对电讯公司征收关税，因为如今有很大一部分新闻消费是通过手机进行的。
据设想，媒体理事会可以帮助促进负责任的出版，包括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以及突出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或课题，并成为公众辩论的论坛。
媒体本身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确保公众有权质疑，并追究媒体对其报道的责任。
因此，这一次，媒体理事会的成立是在真正落实中，因为聚在一起只是一个开始，团结就是进步，一起努力就是成功！
学者建议媒体理事会 设团队监督审查失误
（吉隆坡19日讯）一名学者建议，即将成立的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应考虑设立一支专门团队来监督和审查媒体失误。
斯威本科技大学砂拉越校区媒体与传播学讲师尤吉塔峇兰指出，这项举措将加强整个媒体领域的一致性和专业性。
她援引国际惯例，例如纽西兰媒体理事会就强调及时纠正重大错误，以维护公众信任的重要性。
透明化纠正程序
她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大马可以采用类似的框架。”
她说，媒体理事会也应该实施透明化的纠正程序。
尤吉塔还建议媒体理事会定期为媒体专才提供培训课程，以减少技术错误的可能性并维护专业水准。
她说，这类培训将确保媒体工作者了解业界最佳实践、道德标准和不断变化的技术要求。
“定期培训有助于避免常见错误，尤其是在诸如准确呈现国家象征等高风险领域。”
另一方面，大马新闻学院（MPI）主席拿督翁书雄认为，媒体理事会的成立正好切合我国媒体业当前的需求，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能够应对日益复杂的问题。
“媒体理事会可以通过一个由具备相关背景和技能的机构、成员或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制，协助处理与媒体相关的事务或调查，以讨论可能出现的媒体问题。”
这名马新社前总编辑说，媒体理事会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澄清特定问题。
另外，玛拉工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学院传播学讲师莫哈末阿津则建议，媒体理事会有必要制定更严格的敏感资讯发布指南，并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遵守。
拥有11年媒体业经验的莫哈末阿津说，业界利益相关者应对其刊登的内容负全责，尤其是涉及国家主权的课题。
“出版中的错误并非小事，它关乎国家形象。在我们的媒体机构中，存在多个审查层级。
“即使我们拼错了一个名字，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更不用说影响国家尊严的问题了。”
他也认为媒体理事会的成立是控制资讯流动的重要举措，资讯流动越来越难以阻止，特别是在宗教、种族和王室（3R）课题上，经常引发社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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