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朋友说,目前的乱局正好直接或间接为中国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耕的沃土,同时也让国际社会反思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的时效性。

诚然,这个人心动荡不安的年代,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是最好的机遇,也是挑战空前严峻的时代。

无可否认,经此一疫的考验,中国的治理模式已证实具备管控疫情的能力。相形之下,去年欧美哀鸿遍野的狼狈,却暴露本身治理模式的不堪考验。孰优孰劣,高下立判。然而,中方不必以此作为批评、贬损西方治理模式和社会体制的根据。一些论述在为输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而欢呼之余,硬把中外双方管控疫情的成败,当作评比体制优劣的标准。这正好授人以柄,一方面坐实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的指责,称中国有意挟“驰援抗疫”之便,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也恰好正中西方国家极力凸显意识形态分歧的下怀。

避战赢取空间时间

其实,这种争议评比对己对人都毫无好处;相反的,它只会为自己树敌,尤其是与自己不同体制的受疫国会倍感侮辱,因为有关体制毕竟是由当地人民决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亦然。这种受辱感在挑动下很容易会发酵成“反华”情绪,足以抹煞中国先前“抱疫驰援”的德行善因。

环顾全球,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体制与中国相仿的毕竟寥寥无几。在避免物伤其类的情况下,面对美国不断挑动意识形态的对峙,选择避战应该是当前的上策。这不等同懦怯;相反的,不要轻易坠入美方的陷阱。对外,中方才能赢取更广的空间和时间去应对疫后的经济变局,以及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发展;对内,实现“两个百年”的宏愿,才是重中之重。

争话语权行稳致远

值此百年变局,中国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可选择继续扮演大国担当的国际角色,并在全球危机面前,努力开拓与行使本身的话语权,而不必急于填补或取代美国领导全球的角色。这是当前形势下,行稳致远的选择。

就以当下尚待完善的全球抗疫为例,由世界卫生组织扛起领导大旗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积极主动参与也是名正言顺的,不容任何国家的争议与干扰。其道理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无二致。

犹记得去年疫情爆发期间,中国极力配合世卫组织:及时通报疫情,以及防控与治疗疫情的资讯分享等,广获世卫、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等国际有良知的专家学人所认可与赞赏,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时至今日,中国根本无需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老是处于被动,动辄对欧美等国针对性的指责作出反应。相反的,美国却可选择对有关德特里克堡陆军生化研究实验室案,相传因为出现纰漏而骤然关闭的疑虑装聋作哑,任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国际媒体视之为“阴谋论”,进而大而化之。

近来,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对华态度的转变,前恭后倨,同时不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秉公处理,无差別要求中、美乃至其他早期爆发疫情的国家开放备受质疑的设施,供国际团队作实地的科学采证及检查。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像其他国际组织一样,世卫当前的窘境,主要还是资源匮乏,运作基金更是必须仰美国鼻息。在这方面,中国除了可以在资金方面酌量加码捐献,更为可取的作法是,在扬长避短的前提上,不妨以自己在医护物资的产能优势,作为支援和赋能世卫的载体。打着世卫的旗号驰援,而具体捐赠与配送则由中国操办。

借国际平台展威信

直观来说,这是归功于世卫,加强其领导威信;但另一方面,此举也彰显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与机制的捍卫者、配合者。这在公共外交上既可让中国与世卫相得益彰,也可同时令西方国家难有口实,可以指责中方的驰援是纯以扩展影响力为出发。

简而言之,联合国麾下的多个国际组织是中国当前凸显本身领导力,以及展现大国担当的有利平台。若是应用得当,它对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将会是一股助力。

总的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依托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并通过国际合作组织来体现,才能成为国际共识。中方要把它打造成现有秩序框架下的新游戏规则,它就必须是国际公共产品,而不再是盖上“中国模式”烙印的主张。这会是一场硬核的攻坚战,既要突破国际话语权的框限枷锁,更要配以同国际接轨的表达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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