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朋友说，目前的乱局正好直接或间接为中国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耕的沃土，同时也让国际社会反思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的时效性。
诚然，这个人心动荡不安的年代，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是最好的机遇，也是挑战空前严峻的时代。
无可否认，经此一疫的考验，中国的治理模式已证实具备管控疫情的能力。相形之下，去年欧美哀鸿遍野的狼狈，却暴露本身治理模式的不堪考验。孰优孰劣，高下立判。然而，中方不必以此作为批评、贬损西方治理模式和社会体制的根据。一些论述在为输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而欢呼之余，硬把中外双方管控疫情的成败，当作评比体制优劣的标准。这正好授人以柄，一方面坐实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的指责，称中国有意挟“驰援抗疫”之便，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也恰好正中西方国家极力凸显意识形态分歧的下怀。
避战赢取空间时间
其实，这种争议评比对己对人都毫无好处；相反的，它只会为自己树敌，尤其是与自己不同体制的受疫国会倍感侮辱，因为有关体制毕竟是由当地人民决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亦然。这种受辱感在挑动下很容易会发酵成“反华”情绪，足以抹煞中国先前“抱疫驰援”的德行善因。
环顾全球，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体制与中国相仿的毕竟寥寥无几。在避免物伤其类的情况下，面对美国不断挑动意识形态的对峙，选择避战应该是当前的上策。这不等同懦怯；相反的，不要轻易坠入美方的陷阱。对外，中方才能赢取更广的空间和时间去应对疫后的经济变局，以及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发展；对内，实现“两个百年”的宏愿，才是重中之重。
争话语权行稳致远
值此百年变局，中国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可选择继续扮演大国担当的国际角色，并在全球危机面前，努力开拓与行使本身的话语权，而不必急于填补或取代美国领导全球的角色。这是当前形势下，行稳致远的选择。
就以当下尚待完善的全球抗疫为例，由世界卫生组织扛起领导大旗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积极主动参与也是名正言顺的，不容任何国家的争议与干扰。其道理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无二致。
犹记得去年疫情爆发期间，中国极力配合世卫组织：及时通报疫情，以及防控与治疗疫情的资讯分享等，广获世卫、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等国际有良知的专家学人所认可与赞赏，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时至今日，中国根本无需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老是处于被动，动辄对欧美等国针对性的指责作出反应。相反的，美国却可选择对有关德特里克堡陆军生化研究实验室案，相传因为出现纰漏而骤然关闭的疑虑装聋作哑，任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国际媒体视之为“阴谋论”，进而大而化之。
近来，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对华态度的转变，前恭后倨，同时不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秉公处理，无差別要求中、美乃至其他早期爆发疫情的国家开放备受质疑的设施，供国际团队作实地的科学采证及检查。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像其他国际组织一样，世卫当前的窘境，主要还是资源匮乏，运作基金更是必须仰美国鼻息。在这方面，中国除了可以在资金方面酌量加码捐献，更为可取的作法是，在扬长避短的前提上，不妨以自己在医护物资的产能优势，作为支援和赋能世卫的载体。打着世卫的旗号驰援，而具体捐赠与配送则由中国操办。
借国际平台展威信
直观来说，这是归功于世卫，加强其领导威信；但另一方面，此举也彰显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与机制的捍卫者、配合者。这在公共外交上既可让中国与世卫相得益彰，也可同时令西方国家难有口实，可以指责中方的驰援是纯以扩展影响力为出发。
简而言之，联合国麾下的多个国际组织是中国当前凸显本身领导力，以及展现大国担当的有利平台。若是应用得当，它对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将会是一股助力。
总的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依托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并通过国际合作组织来体现，才能成为国际共识。中方要把它打造成现有秩序框架下的新游戏规则，它就必须是国际公共产品，而不再是盖上“中国模式”烙印的主张。这会是一场硬核的攻坚战，既要突破国际话语权的框限枷锁，更要配以同国际接轨的表达话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