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成为深圳2.0的梦想起点/勤保伟
提到新柔，大多数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每日繁忙的关卡和成千上万为了新币收入跨境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然而，在柔新经济特区（JS-SEZ）协议正式签署后，这片区域或许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契机。
几十年前，中国深圳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成功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高科技城市。而今天，新山是否也能凭借与新加坡相似的地理关系，再次书写属于自己的经济奇迹？
作为柔佛州的首府，新山与新加坡的地理关系与当年的深圳和香港极为相似。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出新山。然而，这种不对称关系恰恰是新山可以借力发展的最大优势。
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南方邻国的经济外溢效应可以成为一个区域崛起的催化剂。深圳凭借香港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吸引了腾讯、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落地，并迅速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新山，同样有潜力通过新加坡的经济外溢效应，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基地向高价值经济中心的转型。
柔新经济特区的成立无疑为新山实现“深圳2.0”的愿景提供了重要平台。要实现“深圳2.0”的梦想，新山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并弥补当前的短板。
吸引龙头企业落户
以下是几个关键方向：
柔新经济特区不仅涵盖传统制造业，还重点发展半导体、数字经济、医疗设备和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新山应专注于吸引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形成高科技生态圈。例如，深圳成功吸引腾讯和华为落户，为其数字经济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
同样，新山应积极推动类似的企业在特区内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强化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改善交通 留住人才
新山和新加坡之间现有的关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每日塞车的场景不仅对跨境劳动力造成压力，也可能影响未来投资者对特区的信心。因此，提高通关效率或增加其他跨境交通设施的建设，将有助于提高区域流动性，为特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深圳化”的核心在于创新，而创新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目前，我们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才外流到新加坡。首先在想如何吸引人才到新山来之前，应该先想如何留住人才，之后才通过吸引外州和其他国际市场的人才到来，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要成为区域经济中心，新山必须建立一个国际化且高效的营商环境。这不仅包括提供有吸引力的税收激励和融资政策，还需确保法治的透明和政策的一致性。通过与新加坡的合作，新山可以学习借鉴其在法律、金融和城市管理上的成功经验，为国际企业提供更安全和可靠的投资环境。
柔新经济特区的成功不仅将改变新山的经济格局，还将为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带来深远影响。通过与新加坡的合作，新山有望从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转型为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经济枢纽。而特区的发展也将增强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国家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奠定基础。
柔新经济特区的签署为新山书写“深圳2.0”的梦想，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这一平台上，新山必须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和优化营商环境，最大化利用地理优势和政策红利。
只要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新山不仅有望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也将为马来西亚的未来经济发展，树立一个全新的标杆。
【灼见】大马走钢索的智慧/勤保伟
一场关税风暴刚刚平息，又是一波逆转的浪潮。美国与中国在5月间突然宣布互相降低关税90天，美国对中国降至30%，中国对美国则降至10%。
消息一出，全球股市翻红，投资者一扫阴霾，资金纷纷重新涌入市场，连前阵子跌得不成人形的科技股也重振旗鼓。
马来西亚，作为夹在这两大强权之间、深度依赖出口的中型经济体，显然无法袖手旁观。
我们派往美国试探水温的代表团刚从美方归来，透露出的谈判讯息中，充满着熟悉的美式强硬风格。
若要获得更低的关税，大马必须解决贸易逆差、保障技术安全、欢迎赴美投资，以及不得让美国技术流向美方不认可的国家。
这些话虽说得婉转，却句句带刺。美国要的，不只是数据表上的顺差逆差，而是全球高端科技产业链的主导权。
贸易自由非理所当然
马来西亚，正处于科技中立战略的最前线：芯片封装测试在我们这里完成，数据中心方面，中美都在我国建设，AI运算平台也准备在我们土地上落地生根。
马来西亚企业不能再假设贸易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在美方看来，任何可能间接出口至第三国的情形，都会成为审查对象。
也就是说，一家本地企业若组装含有美方技术的组件，最终却服务于非友好名单上的国家，就可能会面临制裁，甚至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这对大马及其企业而言是一个警钟。企业应尽快梳理自身技术来源、客户分布、终端用途等关键环节，并在必要时设立“防火墙”，例如在商业策略与区域分工上清楚划分美国市场线与其他市场线，防止因灰色操作而遭受牵连。
美国对全球技术输出的控制，并非一刀切，而是依据“信任分层制度”执行。美国的几位亲密盟友被列为“技术可信同盟”，享有较少的出口限制与更多的配额。而马来西亚目前处于信任的边缘地带，若想获得更多高端芯片与关键技术，唯有靠实绩争取。
因此，政府应主动出击，设立国家级技术安全监管体系，与美方标准接轨，强化数据审计与可控性，在制度层面展现我国“可控、可信、可查”的诚意，以争取更大程度的技术转移权与出口配额。
美国提出的其中一项条件是促进马来西亚企业赴美投资。
充当桥梁而非跳板
对多数大马中型企业而言，这听起来难以实现，因美元汇率偏高及美国高昂的生产成本，远非一般亚洲文化企业能轻易适应。
但若能借助国家主权基金等政府机构协助，在美国投资设立中高端测试厂、数据服务平台或AI芯片研发实验室，不仅可满足美方要求，还可换来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权或数据配额。
我们要向中美双方表明，大马愿意成为彼此之间的桥梁国家，而非跳板国家。我们不是中美之间的代工灰区，而是区域数据、信任与技术整合的关键枢纽。
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企业，无论是芯片、汽车零件等领域被卷入这场地缘经济战，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跨国顾问与应变能力，更加脆弱。
政府必须设立出口安全辅导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合规指导、技术审核工具与跨境交易信托机制。同时，应通过国家品牌认证，提升国际买家对我国企业的信任度，助力企业在多边市场中稳健前行。
马来西亚既不能靠讨好来获取地缘红利，也无法靠回避来避开冲突波及。
在这个“后全球化”、准冷战、技术壁垒重筑的时代，我们必须以制度化的中立与战略性的灵活，构建属于大马的新产业安全网。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那么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要学会的是站得稳、不失衡，如走钢索般谨慎而坚定。
这才是一国中型经济体在当代真正的成熟表现，也是马来西亚在乱世中应有的智慧与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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