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他国惨剧值得借鉴/胡逸山博士

考虑了一段时间,终于还是忍不住写一写。其实也就是借鉴一下他方的经验,以免我国重蹈覆辙。
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曾被派遣到当时还处于族群内战状态的斯里兰卡公干。回国后,也曾多次被当时所服务的教育机构派遣到也曾经是人为多灾多难的柬埔寨教书。本月较早时,也有机会到30年前曾发生族群大屠杀的非洲中部小国卢旺达去开会。
几乎每次都是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去、带着沉重的情绪离开。这些地方当年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些因素,坦白说,我国也未必没有。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一落地来接机的当地人几乎肯定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当年新加坡要独立时,如何以锡兰为建国典范云云。但当时我正是从已晋身国际先进大都会的新加坡转机飞到斯国苍夷满目的首都哥仑坡。
首先机场四周布满高射炮,往市区的道路两旁破旧不已,市区里几乎所有主要十字路口的角落都堆满军用沙包、架上机关枪,如临大敌,实在很难想象当地如何与新加坡相比。
僧伽罗人欺压少数族群
他们的大敌,乃当地反政府武装力量淡米尔之虎游击队。原来斯国独立后,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僧伽罗人长期掌握大权,推动大僧伽罗主义,欺压占少数的淡米尔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如独尊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英文当然也基于前殖民地背景而通用)并试图压制淡米尔文的使用、大学入学特别优惠僧伽罗人等,简直就是要把淡米尔人打成二等公民。这些蛮横的做法大家是否似曾相识?
后来淡米尔人愤起组织武装抵抗,斯国遂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就在我公干完毕离开斯国后才几个星期,那戒备森严的机场竟然被淡米尔之虎成功入侵,毁掉了斯国航空的绝大多数飞机。而这场内战,延续到十几年前斯国政府军在使用非常手段消灭淡米尔之虎后才算结束。不过近年来当地另一些也身感受压迫的族群开始展开自杀式袭击等的恐怖主义行径,该国经济更是被搞得一团糟,已然是个破产国度,令人不胜唏嘘。
柬埔寨则不是族群对立而造成的人为灾难,而是当权者以意识形态为分野来大量杀人。主要就是当年的共产党游击队红高棉(也称赤柬、红吉蔑)在攻下首都金边后,认定柬国知识分子、城市居住者等的意识形态成分不佳、不纯。如果把意识形态分歧这个因素,改为信仰的不同,大家是否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呢?
无论如何,红高棉通过拷问、虐待以至屠杀,还有下放乡区活生生饿死等手段,在掌权的3年8个月内屠杀了好几百万人,令人发指。
我到过金边市内的屠杀纪念馆、郊区的杀戮场等好几次,尤其是前者,原本是间中学,校园布置与我当年母校相似,而赤柬把它改造为拷问中心,令人不寒而栗。
族群对立引发大屠杀
至于近日造访的卢旺达,则又是族群的对立引发大屠杀了。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人,自卢国独立以来就欺压占少数的图西族人,推行大胡图族主义,不只要把图西族人打成二等公民,甚至要把图西族人灭绝。
即使是在30年前震惊世界的那场大屠杀之前,也已经有了多场规模较小,针对图西族人的屠杀;轻者也至少要把图西族人“赶回(被认为是图西族人祖籍)埃塞尔比亚去”。
这“轻者”对大家来说是否也似曾相识呢?在那场大屠杀之前的一段日子,包括手握重权的大胡图族主义者通过电台、报纸,甚至张贴大字报等,极力鼓吹灭绝图西族人。这又是否似曾相识呢?大屠杀一发生,就如火如荼在100天内杀了整百万的图西族人。我所参观的一座大屠杀纪念馆,地下就埋有25万名死者的乱葬岗,可谓惨绝人寰。
当然今天的卢旺达已然不分族群,变成“我们都是一家人”;但之前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实在不堪入目,也的确值得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我国,引以为戒。
薪资低迷考量各异/胡逸山博士

国家银行前行长日前指出,本地当下薪资相比于40年前,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下,其实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倍。
这位前行长所披露的这项讯息,坦白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主要就是年长的大家也清楚看到,几十年前一名典型打工仔的薪水,其绝对数额竟然与当下的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多年来物价增长,但薪水却没有同步的增长,更不用说超越通胀。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打工仔们的钱,可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而这道社会薪资停滞甚至倒退的社会经济难题,当然也是充满争议的。打工仔们,或更广义的劳方,当然痛斥雇主们,或更广义的资方的不是,多年来不肯顺应着物价的上涨而向上调整薪资;而资方呢,则一般会搬出劳方的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增长,所以也就很难调高后者薪资的说法。
劳资双方可谓各执一词:劳方所着重的是薪资与物价应该相应地增长(这应该也是央行前行长的想法),而资方所着重的是薪资是应与劳方的生产力挂钩的,生产力没有提高又如何要求更高的薪水?
双方针锋相对的说辞的“频率”从一开始就对不上去,所以这争论也难有结果。
立场迥异
可不是吗?劳方通常会认为,资方的企业利润那么多,只要肯“更有良心”地“赚少”一点,即可提高员工的薪资。而资方则一般会高呼“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弱,又哪里有多出的资金得以提高员工们的薪资呢?
再说,大型企业,尤其是挂牌上市的企业,还要对投资者们交代、派股息等,殊不容易;中小企业嘛,在资金周转方面时常更是难上加难,即便要大方地向金融机构借贷来赋予员工更高的薪酬,后者也未必同意借出。
坦白说,资方是绝不情愿去顺应劳方的论述,根据物价的上涨来调高劳方的薪资的。资方通常的想法(但未必是公开的说法)是百物腾升意味着各项不可控的生产成本(如生产原料的价格)也就应声而起,那么薪资是资方手中少数相对可控的生产成本,当然不肯放任它的增长。
政府介入
此所以作为第三方的政府,便如世上许多其他政府般,推出最低薪资政策来强制资方付出基本的薪资,即便如此,许多商家也还是怨声载道、不情不愿地就范而已,更不用说更高数额的一般工资。
那么反过来说,劳方又肯不肯依照资方的论述,设法调高员工们的生产力来换取更高的薪酬呢?那关键就在"设法"两字,也就是说,劳方会认为,提升员工的技能来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那费用或成本是应由哪一方来承担呢?
员工们大多是承担不起来即便是半工半读地“深造”的,而资方除非必要也很少会资助员工来提升技能的。所以这提升生产力的重担也就落在政府手上了。
依我所看,政府的在这方面的设法,应该是栽培与提升并重的。从一开始,本地的教育体系就应更为着重技职教育,或至少是数理科的教学,为未来打工仔们的职场生涯奠定扎实的基础,也让劳方在提出加薪要求时,能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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