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乃至席卷全球,堪称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浩劫,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惨痛考验。它是一场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但备受冲击的却不仅止是受疫国的公共卫生防控和治疗机制,它更考验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和能力。大小各国的治理水平,不分贫富强弱,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面对灾难的应对能力,尽在疫情面前无所遁形。

与此同时,多边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在龙头老大美国的缺席下,竟然溃不成军,这就难免叫人要重新检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经此一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产业价值链与供应链的原有布局也受到空前的冲击。

国际秩序看似重塑在即。是机遇?还是一触即发的导火线?这完全胥视当前大国博弈的后续发展。无论如何,世界新一轮的重新洗牌,已悄然掀开序幕。

前后不到兩年的时间,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社会已是短板毕现。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国独力抗疫,但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没有好好掌握这时间和空间,以便在自己国家做好防疫准备。

相反的,它们在袖手旁观之余,还一直质疑武汉封城的必要性。美国的反华鹰派政客汤姆·柯顿参议员甚至还语带揶揄地把这场疫情喻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很明显的,幸灾乐祸和文化优越感无形中使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自家的灾难,既然事不关己,本身自然疏于防范,同时更无紧急驰援受疫国的准备。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管控疫情的模式是违反人权,且不屑一顾的。

与此同时,长久以来一直以世界警察和民主圭臬自居的美国,在这次的全球抗疫中,其本身的消极被动,乃至罔顾盟友的反应,可说是自二战以来在领导全球面对危机的工作上首次缺席,并交白卷。

傲慢偏见阻碍合作

这主要归因于两大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使然。从驻军盟国的锱铢必较,到这次疫情当前的袖手旁观,堪称是一以贯之。他的国际观始终摆脱不了以“利己为中心”;另一方面,他和幕僚团队初始的研判,显然认定冠病是中国特有的。对美国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因为疫情预计会加速美资厂商回流、外资撤离中国,进而严重打击中国经济,阻遏中国崛起。因此,白宫在主流美媒的唱和下,对中国独抗疫情的反应,只能用“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来概括形容。由此可见,中外的文化隔阂和治理模式的歧异,在傲慢与偏见的发酵下,仍然是促进国际多维度合作的主要障碍。

打着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旗号的现有秩序,并不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稍有小成,就消弭意识形态存在的矛盾。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让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认定,苏联的解体和铁幕的倒塌,已让意识形态的演进走到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主宰的市场经济势必席卷全球。至此,国际秩序框架下能让不同政体并立共存的包容空间,显然是备受压缩的。

上个世纪,中国在同个时间点拥抱市场经济,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借“入世”融入国际合作体系,同时也为西方国家敞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自然受到欢呼。然而这并不曾改变它们对中国的主观期待——以为中国最终会按西方的既定模式蜕变。这种情况下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为中国乃至西方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双方在和平共存的大环境中各得其所,营造国际合作的新气象,却抚平不了彼此深层潜在的矛盾。这为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预先埋下“先天不足”的因子。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偏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其“后天失调”的短板,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尽露无遗,倒是其来有自的。去年当疫情蔓延至欧美,星火燎原之势已成时,欧美国家自顾不暇,国际合作自然也沦为空谈。至此,跨国的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组织已完全陷于被动,全无着力点。

美国白宫更是选择自外于当年自己倡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特朗普总统以“美国优先”为包装的“单边主义”,促使美国在国际间频频“退群”,顿使整个国际秩序体系坠入群龙无首的乱局。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首个受疫国,以举国之力在短短两个月内成功管控疫情,并率先复工复业,在备受称羡之余,也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嫉妒和忌惮的对象。尽管中式的管控措施奏效,可它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标榜民主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在本土的疫情尚未完全消退之前,即已当仁不让驰援多个受疫国,这给它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大国勇于担当的领导角色。它抱疫驰援的义举,在正常的价值规范下,本是美事一桩,然而这并不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的。西方只汲汲于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在意识形态主宰一切的视野里,这等同是中方旨在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叫板”行为。

十分明显,中外双方的视野观点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中方急欲体现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怀精神,西方却直把中国的驰援视为输出“中国模式”的方便载体,与特洛伊战争里的“屠城木马”并无二致。这两种思维的南辕北辙,各自表述,正是当前国际合作“后天失调”的具体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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