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从厕所与素养谈开去/方城

新的内阁在千呼万唤中出炉了,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女教育部长!大家对她似乎很有期待,希望她可以为日益混浊的教育界带来清流,希望她可以体恤在教育界占大多数比例的女教师,并撤除许多对学生毫无助益的“纸上”工作。
当教师之所以累,因为当官者坐在办公室,不知人间疾苦,又要公告天下他们有在做事,于是就会想出许多活动来折腾教师!然后美其名会说那是为了塑造学生的良好品行,实在让人无语。
打个比方,前阵子,教育部一封指令下来,要求所有学校举行一项名为“我的厕所、我的素养”(Tandasku, Identitiku)的活动,(后来译为“塑造人格素养,从厕所整洁开始”)说是为了塑造学生的素养。
然而,这样的活动,除了让教师为张罗推介礼及完成后续的报告而忙得焦头烂额,打击教师士气外,我不认为学生会因为这样的活动而在素养上有所长进。毕竟,教养这回事,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如果一次的推介就会让学生“顿悟”、“长进”,那么教师就不会教到心力交瘁,有者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过度干预致反效果
说实在的,举行这些“官方”活动,会剥夺学生的上课时间,教师又处在“必须完成课纲”的压力下,于是课堂就充斥着“读书考试”的模式,哪里还会塑造素养的活动?
从这提升厕所文化的活动谈开,我们就不难发现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塑造学生素养方面插手太多了。我们过于担心学生的品行,于是不断举行“为了做而做”的活动,所以,学生的素养是不进反退。
道家说:“无为而治”,人的天生就有向上向善的本能,不喜欢被干预。一旦过度干预,一般都会有反效果的。这就是时下教育方向的误区。可是,现今高官似乎见不得教师太轻松,于是整了许多有的没的工作给教师,企图填满他们的时间,让教师们活在极度焦虑中。
笔者到台湾学习时,有位教师曾与我们分享过一句话:“当你轻松自如时,才能安抚学生在学习上的焦虑”,说明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之大。然而,看看现在放在教师身上的压力,教师既连笑都笑不出来之际,又怎么轻松自如呢?
国旗风暴中,我们的无奈,选择与承担/郭清江


《星洲日报》国旗绘图错误事件至今刚满一个月,后续发展一目了然,冷暖自知。从教育部到伊斯兰党,接连不断的国旗错误引发的反应冷热不一,令人心寒。种族主义的可怕昭然若揭,而相关者应对与处理此事的手法更被批评为三重标准。
《星洲日报》国旗绘图错误事件至今刚满一个月,后续发展一目了然,冷暖自知。从教育部到伊斯兰党,接连不断的国旗错误引发的反应冷热不一,令人心寒。种族主义的可怕昭然若揭,而相关者应对与处理此事的手法更被批评为三重标准。
我们自诩为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社会,逢节庆场合强调和谐团结,而实际上却严重缺乏宽恕、同理与包容精神。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炒作课题制造恐惧、仇恨,以及扩大族群之间的对立。
对他人的无心之过,这些别有用心者假借爱国之名,将错误放大检视,穷追猛打,在社交媒体上无情鞭挞;但一旦自己犯错了,则选择噤声或轻轻放过。
如今,这群极端主义与言论的隐藏黑手已主导甚至劫持各大社交平台。许多领袖并非与真理同在,他们更关注选票,选择对被操纵的网络压力低头、屈服,甚至随之起舞。
这种向恶势力低头的行径将令社会更浮躁暴戾,宽恕与包容日渐远去,无尽的恐惧随时笼罩而来。我们的领袖缺乏政治家的风范,反而如随风而倒的草。
国旗绘图失误事件的后遗症已显现,许多人因害怕出错遭受攻击和标签,不敢再使用国旗进行设计与宣传。当爱国不再发自内心,而仅剩佩戴国旗徽章的表面形式,甚至因担心设计国旗出错而心生恐惧,这真能推动爱国精神吗?
《星洲日报》自4月23日起,封面持续采用国旗设计,但同事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阴影挥之不去,担心重蹈覆辙,认为最好避开。我告诉大家:“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另一方面,我的心中更是感慨万千。媒体老总们头上的六、七把刀,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不知何时才能卸下。
2025年4月17日,是我40年媒体生涯中最沉重、最难忘的一天。当天下午4时,我主持编采部高层紧急会议,严正交代同事们绝不能再犯错,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标准作业程序,因为《星洲日报》再也承受不起另一场创伤。
会议接近尾声时,我收到身在武吉阿曼警察总部的总编辑陈汉光发来的短信,告知他与副编辑主任蔡淑姗今晚可能会在拘留室度过一夜。当下,我的心情跌至谷底。
不久后,他们分乘两辆警车被带回《星洲日报》总社。我亲眼看到淑姗被数名警员从后门护送回座位,看著她的背影,心中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凄楚。淑姗在双手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在编辑部打开桌面电脑,示范如何通过AI生成出错的国旗插图,旁观的多位同事忍不住落泪。
我转身下楼走向另一辆车,看见陈总编辑独自坐在车里,无法下车的他,静静地看著手机里的讯息。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揪住,但我强忍著不让泪水滑落。
直到今天,我脑海中仍挥之不去他们双手所留下的历史印记——那是一种深刻、无声的烙痕。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老总,热爱新闻的媒体工作者。望著他们当时的模样,我知道,这将是他们一辈子抹不去的伤痛。他们,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两位同事在整个过程中确实获得了警方与调查官们的友善对待,但我始终相信,在法律程序之外,情理之中,冷峻的执法之下,仍应留有一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温度。
所幸在各方奔走与努力下,陈汉光与蔡淑姗终于在当晚9时20分左右重获自由,那一刻,在警局楼下等待的同事们都放下心头大石。
隔天一早,我接到中总总会长吴逸平的来电致意与关怀。谈著谈著,我终于忍不住落泪,语塞哽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我的思绪也迅速飘回到4月14日那个晚上。那是陈汉光在出掌总编辑之后,第一次主持星洲的编务会议。已于今年1月1日卸下星洲日报总编辑的我,受邀以集团总编辑的身分列席参与讨论。坐在他旁边的我,看著他一边主持会议,一边透过手机与各方沟通协调,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马,以及前首相敦阿都拉逝世的新闻安排等工作。
《星洲日报》同仁对于封面国旗绘图出现失误事件感到十分遗憾和自责,我们深切理解国旗是国家身分的象征,它代表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我们从来不敢草率对待,并对元首陛下的训示虚心诚挚接受。
这一次的封面国旗绘图出现严重的失误,我们不推卸责任。除了承认这是设计和审核时的疏忽,并诚恳地迅速以华巫英三语向各界道歉之外,我们深知任何解释都难以弥补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
事件发生后,陈汉光看著我说:“你必须对我采取行动。”
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可以回避的选项,而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抉择。最终,管理层作出让他与蔡淑姗同时停职调查的决定。
这一个月来,我和汉光深切感受到人情的冷与暖。一方面,有许多人透过手机简讯不断传来关怀与打气,我们铭记于心;但同时,也有人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对《星洲日报》展开铺天盖地的污蔑与抨击,甚至呼吁政府当局关掉报馆。也有人借机散播各种阴谋论,将事件引向族群对立,甚至指摘华人不爱国,意图挑起猜疑与不满。
例如一位当了20多年首相的资深政治人物,竟声称“星月图案的错误是有意为之”,是刻意移除代表伊斯兰的弯月,只留下星星,因为许多共产国家都以星星为国旗象征。其他阴谋论甚至牵扯到图案是由中国驻马大使馆提供等等。
这类恶毒的揣测,与近年炒作“中国五星红旗”与“共产主义渗透”的论调如出一辙,目的都是企图在马来社会煽动恐惧与仇中、憎恨本地华社情绪。背后动机不仅是挑拨族群关系,更针对团结政府中的民主行动党,试图加深马来选民对首相安华与“火箭”的疑虑与不信任。
毫无疑问,这是为来届全国大选铺路的前哨战。从现在起直到投票前,类似煽动种族情绪的议题势将层出不穷。
值得警惕的是,这次事件首次出现华社内部的反中人士与台独势力联手出击,企图动摇华社四大支柱,也在马来社会中制造对华社的猜疑与裂痕,大家不可不防。
走过96年风雨,《星洲日报》始终心系国家与华社,因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家。
我于2016年接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之后,更将爱国、种族和谐和全民团结的精神,贯彻在编务方针里,其中一个方针,便是“立足大马,作团结全民桥樑”。
2018年,《星洲日报》特别开辟了一个叫作“我们”的专版,7年来每个星期天从不间断为读者报道跨种族、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友谊故事,就是为了希望全民不分种族的彼此尊重和包容,打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不会蓄意破坏祖国国旗
因此,我们绝对不会蓄意地想要破坏祖国的国旗。
《星洲日报》也非常重视元首陛下和马来西亚政府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并特别策划了24版的特辑内容,让大马读者更了解马来西亚和中国在过去50年来的友好邦交;此外,我们也获得习近平独家署名的文章,在4月15日刊登在第三版。
然而,在尽心尽力做好习近平访马新闻同时,却发生了国旗失误事件,让我们深感难受、伤心和遗憾。我们为这项错误做出毫不保留的道歉,虚心接受批评,并做出自我检讨和改进。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重大的教训,时刻谨记于心,并提醒每一位编采部的员工,对内容更谨慎,对读者和社会更负责。
面对突如其来的国旗风暴,尽管心中充满焦虑与无力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承担,而接下来的命运,已非我们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