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去年开始,美国朝野两党把这次席卷全球的冠病疫情视为“制度竞争”的平台;美国总统选举的博弈更是罕见地借中国说事,并为日后美国政坛“反华”论述的政治正确性奠立基础。西方主流媒体在相互唱和下,将中国在疫情中高调驰援他国的行为,评析为“改变现有秩序”的前奏。这充分显露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已几近临界点。这种大国关系的突变,竟因疫情而起,过程波诡云谲,岂是世人始料所及的?

中国崛起美国焦虑

平心而论,去年3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抗疫努力的态度转变,由早前的恭维到后来的甩锅卸责,若说是为了总统的选情考量,固然是事实。然而,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及国务卿双双罔顾外交礼仪,对作为邦交国的中国连番高调污蔑,其居心动机不言而喻。这不光是要营造“中国不可信” 的恶劣印象而已,而是彻头彻尾焦虑浮躁的体现。

其实,从奧巴马时代后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污名化,把它贴上“债务陷阱”的标签;到特朗普掀起贸易战、科技战,并借国安考量之名,以举国之力伙同盟友全面封杀中资民企华为的5G科技;从当年赋予中国“最优惠国”地位,蜕变为后来的“竞合关系”,而至当下的“头号对手”。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都不曾改变,两国意识形态的歧异也一直是存在的事实。不同的是,这些年来,物换星移,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影响力突飞猛进,早已今非昔比。

一旦欺近美必打压

因此,若说疫情是激化意识形态矛盾的催化剂,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矛盾,充其量只是个伪命题。美国的焦虑在于对其国际领导地位日益岌岌可危的惶恐。尽管中方一再表白不会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再三否定“国强必霸”的论调,但这并不足以消弭其焦虑。

针对这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深入浅出地评述当前的中美博弈。他说:“美国不想做老二,中国也无意要当老大”。 

其实,美国对华的焦虑几近歇斯底里,根由始终还只是“卧榻鼾睡”之虞,并非已坐实霸权旁落的疑虑。翻开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二战过后,任何国家的GDP一旦达到美国的65%,在世界经济排名榜上“坐亚望冠”,足以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时,它的焦虑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美国羽翼下的盟友,彼此向来没有意识形态的歧异矛盾,尚且受到打压,何况是当下已被视为假想敌的中国,其威胁当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当前美国的国力经过连年征战的耗损,早已不比当年。诚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进入2015年,美国即已被中国超越。此时此刻的美国,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的确已失去竞争的信心,“使绊子”也因此成为仅存的选项。而最容易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共鸣的,当然首推意识形态及其所体现的政治体制。

回顾历史,二战以后,美国以战胜国的身分主导创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奠定国际机制和现有国际秩序之余,还掌控国际话语权,名副其实成为领导国际社会的世界霸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也自然被国际社会奉为国家治理的圭臬。任何不同文化和政治体制要取而代之,在现阶段都会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抗拒。

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来自不同文明、体制的国家选择在美国的缺席引领下,迳自捐赠与驰援多国,在它们看来,自然少不免有“准备取代美国”的叫板之嫌。见缝插针的国际主流媒体在配合美国“大外宣”的前提下,无限上纲将之诠释为“中国意欲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前奏,当然就显得其来有自了。

“信任赤字”滋长对峙

笃信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固然会视之为“既有秩序”的颠覆,而发展中的弱小国家在“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影响下,也会对“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秩序充滿疑虑。毕竟,来自不同文明、体制的新霸主,其治理模式的迥异和充满变数是无可避免的。

这种源自于上世纪冷战时期的“信任赤字”并不因为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空前蓬勃而有所改善。相反的,这原已先天不足的脆弱互信,更为当前这种凸显意识形态分歧的叫嚣提供生存的沃土。

饶是美国的“大外宣”铺天盖地,可它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自圆其说的是,缘何沙地阿拉伯、越南、哥伦比亚等未臻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权,却一直是美国极力讨好、乃至拉拢的对象?这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将会是让美国最终破功的根源。等到这片承袭旧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被掀开,美国不甘被华超越,却又不愿直视公平竞争的丑态,自会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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