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去年开始，美国朝野两党把这次席卷全球的冠病疫情视为“制度竞争”的平台；美国总统选举的博弈更是罕见地借中国说事，并为日后美国政坛“反华”论述的政治正确性奠立基础。西方主流媒体在相互唱和下，将中国在疫情中高调驰援他国的行为，评析为“改变现有秩序”的前奏。这充分显露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已几近临界点。这种大国关系的突变，竟因疫情而起，过程波诡云谲，岂是世人始料所及的？

中国崛起美国焦虑

平心而论，去年3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抗疫努力的态度转变，由早前的恭维到后来的甩锅卸责，若说是为了总统的选情考量，固然是事实。然而，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及国务卿双双罔顾外交礼仪，对作为邦交国的中国连番高调污蔑，其居心动机不言而喻。这不光是要营造“中国不可信” 的恶劣印象而已，而是彻头彻尾焦虑浮躁的体现。

其实，从奧巴马时代后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污名化，把它贴上“债务陷阱”的标签；到特朗普掀起贸易战、科技战，并借国安考量之名，以举国之力伙同盟友全面封杀中资民企华为的5G科技；从当年赋予中国“最优惠国”地位，蜕变为后来的“竞合关系”，而至当下的“头号对手”。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都不曾改变，两国意识形态的歧异也一直是存在的事实。不同的是，这些年来，物换星移，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影响力突飞猛进，早已今非昔比。

一旦欺近美必打压

因此，若说疫情是激化意识形态矛盾的催化剂，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矛盾，充其量只是个伪命题。美国的焦虑在于对其国际领导地位日益岌岌可危的惶恐。尽管中方一再表白不会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再三否定“国强必霸”的论调，但这并不足以消弭其焦虑。

针对这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深入浅出地评述当前的中美博弈。他说:“美国不想做老二，中国也无意要当老大”。 

其实，美国对华的焦虑几近歇斯底里，根由始终还只是“卧榻鼾睡”之虞，并非已坐实霸权旁落的疑虑。翻开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二战过后，任何国家的GDP一旦达到美国的65%，在世界经济排名榜上“坐亚望冠”，足以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时，它的焦虑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美国羽翼下的盟友，彼此向来没有意识形态的歧异矛盾，尚且受到打压，何况是当下已被视为假想敌的中国，其威胁当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当前美国的国力经过连年征战的耗损，早已不比当年。诚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进入2015年，美国即已被中国超越。此时此刻的美国，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的确已失去竞争的信心，“使绊子”也因此成为仅存的选项。而最容易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共鸣的，当然首推意识形态及其所体现的政治体制。

回顾历史，二战以后，美国以战胜国的身分主导创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奠定国际机制和现有国际秩序之余，还掌控国际话语权，名副其实成为领导国际社会的世界霸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也自然被国际社会奉为国家治理的圭臬。任何不同文化和政治体制要取而代之，在现阶段都会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抗拒。

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来自不同文明、体制的国家选择在美国的缺席引领下，迳自捐赠与驰援多国，在它们看来，自然少不免有“准备取代美国”的叫板之嫌。见缝插针的国际主流媒体在配合美国“大外宣”的前提下，无限上纲将之诠释为“中国意欲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前奏，当然就显得其来有自了。

“信任赤字”滋长对峙

笃信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固然会视之为“既有秩序”的颠覆，而发展中的弱小国家在“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影响下，也会对“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秩序充滿疑虑。毕竟，来自不同文明、体制的新霸主，其治理模式的迥异和充满变数是无可避免的。

这种源自于上世纪冷战时期的“信任赤字”并不因为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空前蓬勃而有所改善。相反的，这原已先天不足的脆弱互信，更为当前这种凸显意识形态分歧的叫嚣提供生存的沃土。

饶是美国的“大外宣”铺天盖地，可它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自圆其说的是，缘何沙地阿拉伯、越南、哥伦比亚等未臻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权，却一直是美国极力讨好、乃至拉拢的对象？这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将会是让美国最终破功的根源。等到这片承袭旧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被掀开，美国不甘被华超越，却又不愿直视公平竞争的丑态，自会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