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15日起在马来西亚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马来西亚国际回教大学也与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签署一份协议，在正式层面上推出伊儒学术交流。

习近平表示愿同马方推进“伊儒文明对话”，而中国和大马恰恰是“伊儒文明对话”的推手，近年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并明确提出要展开“伊儒文明对话”合作，将其提升到国家层面。

伊儒文明对话并非由单一个人或组织倡导，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文明冲突论”出现后，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民间组织基于对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渴望而共同推动的理念和实践。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理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反思，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认为，强调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积极倡导文明对话，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性。

在国际学术界方面， 许多国际学者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和比较儒家文明与回教文明，他们的学术成果为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

大马建构区域话语权

至于在本土方面，早在1995年，时任副首相的拿督斯里安华就在马来亚大学与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展开了引人瞩目的“伊儒文明对话”。近年来，他更是积极倡导和推动这项对话合作，并将其提升到国家层面。

大马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拥有重要的回教徒和华人社群，长期以来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大马学者、政府官员和民间组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马来亚大学文明对话中心和马来西亚伊儒对话协会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主要成果与进展包括学术理论建构，出版“儒伊”典籍的现代诠释，马来学者如奥斯曼巴卡系统研究明清“儒伊”著作如王岱舆《正教真诠》，提出“回教与儒家在认主学、伦理观上的兼容性”，打破了“回教与儒家必然冲突”的偏见。

过去30年，大马在伊儒文明交流互动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也大幅提升，并借此建构区域话语权，例如将伊儒对话推广至印尼、汶莱等东南亚回教国家，并于2018年主办“回教与亚洲文明国际会议”，推动《吉隆坡宣言》纳入儒家“和而不同”原则。

大马也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于2016年与中国共建“马中伊儒文化交流中心”，促成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马来西亚回教大学合作研究项目。 可见我国积极推动伊儒文明对话30年来在国际上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在促进跨文明理解、推动学术研究和树立对话典范方面。

成果难普及至普罗大众

然而多年来的伊儒对话仍多集中于学术与精英圈层，尽管论坛频密，但其成果难以普及至普罗大众，特别是乡村与边缘社群。缺乏通俗语言的阐释与普及，使得文明对话影响力有限。

此外，部分保守群体对儒学持“异教”看法，担心影响回教徒信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官方教育体制中的深层融入。而且文明对话多为文化交流性质，尚未能影响国家层面的教育、文化、外交等重大政策。

宗教与族群课题一直都是大马社会发展与建设的软肋，自独立以还，举凡大选或补选，这两个课题都免不了被政党炒作，最近举行的亚亦君令补选亦然。一旦被煽动，将没有理智可言，后果不堪设想，显见伊儒文明对话的成效依然缺失，未来要进一步提升，需要更加注重对话的普及化和实践性，并积极应对地缘政治和极端主义的挑战。

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更广泛的参与，才有望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将“文明互鉴”正式纳入《国家团结政策》等，未来10年将是检验这一模式能否成为全球文明对话范式的关键期。

美国佛罗兹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海云认为，一旦伊儒对话学术交流做得成功，不仅是习近平访马的成果之一，估计往后会影响更多国家与区域，包括西方国家或也将加入到类似的跨文明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