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及特朗普。
(美联社档案照)作者：保罗·德格劳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特朗普的关税混乱，已经为美国经济和他本人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教训。而通过将这些教训应用到关税对策中，各国可以大幅削弱特朗普欺压和胁迫它们的能力。
一个教训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紧密联系的美国经济，比想象中更加脆弱。对未来贸易和生产问题的忧虑迅速蔓延到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
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弱点，在于股市的大幅下跌，会迫使那些高杠杆且基本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争相寻求流动性，进而引发资产——尤其是政府债券——的大规模抛售。正是这种潜在的恐慌，使美国经济比其他国家更加脆弱。
第二个教训是，特朗普的各种狂言掩盖了其根本弱点。当他的关税威胁到身边那些亿万富翁朋友的商业利益时，他就会屈服。
暴露美国经济弱点
现在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如何利用这两个弱点。答案当然不是卑躬屈膝地前往华盛顿——据报道已经有约75个国家的代表这样做了。
这不仅有失身分，而且效果不佳，因为这样做会增强特朗普自己的权力感，让他可以把各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
此外，当特朗普察觉到这种卑微态度时，他往往会在所有协议中添加更多苛刻条件。更糟糕的是这些协议在法律上一文不值。
而更好的策略，则是对美国经济进行最大限度施压以暴露其根本弱点，吓退特朗普那些亿万富翁朋友，最终迫使他（再次）妥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拒绝任何谈判，采取对等报复行动。
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采取这种做法，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被孤立了。由于美国只占据了全球贸易的15%，代表其余85%的国家可以通过协调应对获得一切好处。
一些经济学家对报复行为是否明智有所质疑。标准的自由贸易论点认为，既然关税会伤害出台关税的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应该跟随作恶者走上自残之路。但这一论点并未考虑到报复性关税的政治经济学因素。
联合报复反制政策
通过对美国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各国可以损害美国的出口部门，借此在美国国内催生终结攻击行为的游说势力。而在缺乏这种反制力量的情况下，美国的进口替代（生产该国目前那些进口商品的产业）游说团体则会得到特朗普的青睐。
这种政治经济学论点的一个版本，在战后历次贸易谈判中占据了显著位置。在降低关税的谈判中各国使用的是对等论点：如果谈判桌上还有其他国家也这样做，那我们就降低自己的关税。
它们借此在国内建立了一个由出口商组成的降低关税游说团，并帮助克服了进口替代部门的反对。这种做法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也没有理由不取得同样的成功。
一项联合报复反制政策，将最大限度地对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业等依赖出口的美国战略部门施压，从而增加其国内反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成功概率。
它还将最大限度地损害美国的生产和贸易体系，从而激怒金融市场——这正是致使特朗普第一次屈服的关键因素。
孤立特朗普政府
当然，就为什么要采取反制措施提出原则性论据是一回事，但组织这样一个应对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存在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因为很少有国家愿意挺身而出——这会招来严厉的惩罚性回应。
可一旦有足够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特朗普政府实施这类惩罚的能力就会消失。毕竟美国根本无法承受惩罚整个世界所需的成本。
相比之下，如果其他国家不进行合作，那就等同于给特朗普递了一根可以用来抽打它们的棍子。
凭什么一个占全球贸易15%的国家，就能欺压其他85%的国家？
要解决这一集体行动问题，我们需要政治领导力。中国已经通过对美国商品征收对等关税指明了方向。如果欧盟加入进来，那就有两个足以对美国造成重大伤害的领导者，其他国家也有了加入联盟的动力。
这样一来，它们将进一步孤立特朗普政府，使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害最大化而世界其他国家遭受的损害最小化，而特朗普也会再次屈服。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