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拯救民主? 关掉避税天堂!/Project Syndicate
逃税行为自古有之，但全球化已经将避税逃税行为以及洗钱转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
在过去几十年间开曼群岛、百慕大、塞浦路斯和爱尔兰等离岸避税地纷纷涌现，使企业和富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去藏匿利润和个人财富。
虽然储存在离岸避税地的财富数量是出了名的难以统计，但2018年的一篇论文估计全球GDP中有近10%的被存放在了低税率地区。
近年来诸如“巴拿马文件”、“天堂文件”和“潘多拉文件”等引人注目的泄密事件，揭示了这个影子金融系统以及全球商业和政治精英们使用的避税方案。每一次揭露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和改革要求，就连教皇方济各都宣称逃税是一种罪。
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则展现了避税地在支持专制政权方面的关键作用，也凸显了管控离岸金融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小。
比如经合组织于2013年发起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倡议——一个旨在确保跨国企业支付其公平份额的一揽子企业税改革。虽然有138个国家赞同该倡议，但它迄今为止都未能取得多大成果。
正如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所指出的那样，该框架未能引入适当的会计准则，致使其无力能力应对一些更为恶劣的企业避税和逃税形式。
缺乏进展的一个原因，在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倡议和其他类似项目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如果想让税收改革有效，就必须征得所有国家的同意。
但尽管一些国家试图打击逃税，其他国家却乐于通过降低税率和增加信息共享难度来吸引外国资本。许多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从非法财富中获益的事实——比如允许这些钱以购买伦敦和纽约等地房产的方式洗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此促进全球税收改革的努力已处于停滞状态。
但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公共债务和赤字的增长迫使西方政府四处寻找新收入来源，而那些避税地则是显而易见的目标。公众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愤怒同样给政策制定者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打击海外避税产业。
俄乌战争带来改变
但乌克兰战争才是真正改变了游戏规则的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亲信多年来一直依靠那些位处离岸避税地的空壳公司来为他们公然贪污腐败、干涉选举、颠覆民主体制以及炮制政治宣传和虚假新闻等行径提供资金。
那些长期被视为普京政权傀儡的俄罗斯寡头一直是这类操作的核心，利用隐藏在各种离岸避税地的资金来拉拢欧美极右翼极端分子。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2016年向色情电影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所使用的空壳公司，就据报曾经从一家与俄罗斯寡头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相关联的公司收到100多万美元。
而当法国极右翼的国民大会党（当时称为国民阵线）于在2014年从一家俄罗斯银行获得1200万美元贷款时，该党创始人兼前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则从一家与前克格勃特工有关的塞浦路斯离岸公司处获得了另外250万美元贷款。
自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那些原本貌似各自独立的丑事已被视为系统攻击西方民主制度的其中一部分行动。
多年来普丁的寡头们广泛利用俄罗斯的离岸资产——其规模估计比该国官方外汇储备大三倍——来资助那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构、智库，极右翼政治家和激进团体。
爱尔兰街道。
别只做表面功夫
被侵略所震惊的西方政府迅速对普丁的政治盟友实施了各项制裁，冻结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没收他们的游艇和别墅。但这些举措只是些表面功夫。
如果西方政府真想保护自身和其他人免受俄罗斯干扰，就必须认真打击离岸避税地，因为这些地方限制了它们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关键还要惩罚那些为俄罗斯洗衣店这类洗钱计划提供方便的金融机构——据报道奥地利梅尔银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都参与其中。
包括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施米哈尔在内的一些人士都提出俄罗斯应当承担乌克兰重建的部分费用（总费用目前估计超过1万亿美元）。为此国际社会可以把俄罗斯寡头的海外财富利用起来。
除了属于俄罗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冻结资产外，在伦敦梅菲尔区、法国滑雪度假胜地库尔舍维勒和意大利科莫湖畔也有大量（房产可供拍卖以筹集）重建资金。
通过展现离岸金融体系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构成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为西方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契机去实现更公平的税收，减少不平等，遏制腐败并消除对全球稳定的威胁。
如果浪费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税收损失、民主侵蚀和人员伤亡方面。借用一句列宁的名言：我们决不能让俄罗斯向我们出售用来要吊死自己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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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跨国合约转移利润 税收局追踪企业大避税
（八打灵再也11日讯）税务专家表示，内陆税收局正在追踪利用跨国施工、采购、建造和启用（EPCC）合约转移利润避税的跨国企业。
Thannees税务咨询服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丹尼马莱指出，当局已意识到这些避税措施，正在追踪这些大型合约。
他强调，当局可能已掌握大量可挑战此类避税信息，尤其是大公司的国别报告（CbCR）文件，因大马已与70个国家达成税收协定（不包括美国），可彼此互相交换信息。
“如果当局要求提供国内外合约的总利润信息，不仅可看到整体营运情况，还能比较留在大马的利润水平。”
他预计，问题将浮现在跨国公司申请退税时，并可能带动内陆税收局对每份合约进行深入审查。
合同拆分国内外部分
他在《太阳报》税务专栏撰文说，这类型合约费用高达数亿至数十亿令吉，通常出现在油气业、电力业及大型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因它们需引入外国承包商，提供专门的设备、技术和专业人员来执行合约。
通常整个合约金额都会在大马纳税，实际上则不可能，因合同将被拆分成不同部分（国内及国外），以减少大马税负。
他指出，跨国公司在签订此类合约时，会通过税务规划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如母国或税率低于大马的国家。
主要是外国施工、采购、建造和启用承包商在大马申报全部利润时，需按照24%税率征税。而合约支付给非居民的任何款项，也将被征收预扣税和进口服务税。
“这促使大型外国纳税人倾向于利用转移定价法，将更大部分利润挪到国外。”
不过，他说世界各地的税务机构已意识到此恶性税务规划的漏洞。
“它们已从不同角度打击这些交易，如从转移定价角度，挑战大马剩余利润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标准，或者根据反避税条款，质疑利润分配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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