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元再跌几率仍高/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

虽然我已不再每天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但我从未忘记自己早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金融业工作时学到的一些重要经验:犯错要比做对容易得多。

以2025年初的一个重大意外为例。在特朗普于去年年底赢得大选后美元汇率稳步走高,这反映了各界对美国经济增长相对强劲、额外的财政刺激以及出台新(或许更高的)关税的普遍预期。这些措施本应使美元进一步走强,但它近期却出现了大幅下跌。

另外一个我很早就认识到的事情就是,鉴于外汇市场的规模和深度且所有已知信息都会很快在该市场中被定价,对一些压倒性共识看法持怀疑态度是有好处的。通常情况下那些共识性前瞻中的某些因素,会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例如我就奇怪地发现许多预测者都认为,关税有利于美元且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过度损害,即便它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是净负面的。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一些与特朗普最为亲近的经济顾问,曾公开表示其他货币需要走强。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推动一个新版本的1985年《广场协议》的原因——当时日本和德国在这项著名协议下同意提升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以安抚美国。

美国确实“出类拔萃”

而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大抵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专注于美国制造业及其自身对竞争力的定义,而这两者都没有为期待美元持续走强提供多少依据。

当然,通常的反驳理由是鉴于“出类拔萃”的美国经济具备各类无与伦比的优点,美元走强是无法阻止的,也因此需要征收关税。美国确实“出类拔萃”。它拥有深厚且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尖端技术,在安全事务上独占鳌头,在整体增长方面傲视同侪。

通胀滞涨引发担忧

如果美元在2025年的相对疲软仅仅是一次价格修正,那么,这些时髦的论点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并使美元再次上扬。然而,一些周期性、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因素,却更可能使美元继续走软。

在周期性因素方面,近期一些高频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将在短期内走软,外界密切关注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GDPNow跟踪器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将出现负增长。

当然,现在想要知道这会否得到证实还为时过早。但尽管这可能只是该数据的一个暂时性或技术性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警示信号。最新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也令人担忧。

此外,就连金融业以外的人们,也对未来的通胀越来越不放心。密歇根大学最新的五年期通胀预期调查,也是我最喜欢的指标之一——显示通胀预期上升至3.9%,为30多年来最高。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就得小心了。

一些分析师认为,由于调查方法的改变,以及怀疑民主党选民比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更倾向于回应调查,这一指数已不如以往那般可靠了。但专业民调机构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差异,除非其实际计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偏向民主党,否则上述说法都难以令人信服。

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突然谈论美国的滞胀问题,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特朗普那些反复无常且咄咄逼人的行为也并非无动于衷。

主导地位或终结

正如我上个月所指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但也包括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以减少本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和全球的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是美元近期下跌的原因。

但除了“周期性”的下跌之外,还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坚持征收关税,而关税又确实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率,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那么美元的更长期均衡价值,很可能会低于其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

如果特朗普继续加码执行自己当前的做法,那么美元汇率当然也要随之调整,而且调整幅度可能会相当大。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系统性方面。学术界一直都在争论美元能坚挺如此之久的原因,其中一些人认为美元的价值与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和二战后多边机构主导性参与者的权势密不可分。

如果美国现在放弃这些角色,那其他国家将被迫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而美元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也可能会因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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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与玩具无关/Project Syndicate

在热播美剧《继承之战》(Succession)中的一个著名场景中,一个媒体帝国的精明大家长,在得知孩子们没一个知道一加仑牛奶的价格后大为光火,因为他明白这种决策者与普通人之间的脱节是导致领导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如今同样的紧张情境正在白宫——而不是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中——上演。

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了现代史上最高且覆盖范围最广的关税。以应对国家“紧急状态”为由,这些进口税旨在提高外国商品价格,直到国内制造业变得有竞争力为止——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得多。

虽然许多人同意美国应保留制造某些重要战略商品的能力,但这种大范围关税很可能会大幅提高消费价格。

目前许多进口商和零售商可能会避免涨价,希望关税最终能被撤销。但如果关税继续存在,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白宫似乎并不担心这一前景。曾为对冲基金管理者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认为,“获得廉价商品并不是美国梦的必要特质”。或者,正如特朗普自己所说:“好吧,也许孩子们会得到两个而不是30个玩具娃娃?或许这两个娃娃要比平时多花几块钱。”

这些对美国消费者所面临的后果不屑一顾的言论,与政府上个月对金融市场的殷勤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债券市场摇摇欲坠、华尔街巨头怨声载道时,特朗普暂停实施了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最高关税。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既轻视又歪曲了高关税可能造成的实际经济困难。

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在为满足基本需求而挣扎。2024年,由两个成人两个孩子组成的中位家庭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住房、儿童保育、食品、交通、教育费用、服装、个人护理用品)所需的税前收入为10万6903美元(约45.97万令吉)。

然而,约有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约43万令吉),50%低于8.6万美元(约37万令吉),约14%低于2.5万美元(约10.75万令吉)。

即使父母一方退出劳动力市场以节省育儿成本,单亲家庭也需要支出85074美元。

这些“基本必需品”也不包括外出就餐、休闲活动、假期、储蓄或退休及其他长期金融投资——这些都是需要花更多钱的“奢侈品”。

必需品大部分是入口

基本必需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品也不足为奇。美国消费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包括90% 的香蕉和70%的西红柿)约有59%是进口的,25%的橙汁也是进口的。成长中的儿童经常需要新衣服和新鞋子,其中95%以上是进口的。

学习用品也是如此:美国销售的铅笔中有三分之二是进口的,许多书籍和供国内印刷书籍的纸张也是进口的。

成年人的个人用品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几乎所有的剃须刀片都是进口的。

因此,除了“玩具娃娃”之外,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还将在无数方面使美国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美国儿童将吃到更少的新鲜食物,穿更少的新衣服,拥有更少的书籍、钢笔和纸张来学习阅读和写作。

领导人须了解物价涨影响

当然,特朗普政府缺乏同情心的做派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最高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都不需要考虑食品、书籍、衣服或一加仑牛奶的价格。

特朗普本人继承了4.13亿美元(约17.76亿令吉)遗产,他的顶级经济顾问们也都是极其富有的金融家。据报道贝森特的身价超过5.21亿美元(约22.4亿令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则坐拥超过20亿美元(约86亿令吉)。

即使政府承认关税带来的挑战,它反映的也是行业而非消费者的观点。在那些大型科技企业总执行长们的反对之下,特朗普将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排除在外,却很少提及那些依靠价格低廉的进口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工作和学习的美国家庭。

如果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那许多美国人就负担不起这些关键技术产品了。

这并不是说成功的商人不应在政府中任职。具备实操经验、了解金融市场内部运作的政策制定者有很多好处。但这些资历不应以牺牲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为代价。

美国人需要一些知道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并了解物价上涨对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的领导人。在特朗普及其内阁与贸易伙伴谈判时,他们需要把这些美国人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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