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倫·哈伯德（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曾在布什總統任內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美國財政部長提名人斯科特·貝森特關於更快經濟增長，是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重要試金石的說法是正確的。
更強勁的增長不僅意味著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這當然是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還能減少美國令人乍舌的聯邦預算赤字和債務相對GDP比率，並緩解在國防、社會、教育和研究支出之間時有出現的艱難權衡。
但更快的增長不能僅僅停留在願望層面。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認識到經濟政策可以借助哪些渠道提高或降低產出的基礎上精心製定議程。
雖然促進投資的稅收政策，可能會提升資本積累、生產率和GDP，但由赤字支撐的稅收或支出變化所引發的利率上升可能會帶來反效果。
同樣，由於工作時長的增長，是產出或GDP增長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政府應避免出台那些阻礙勞動者充分參與的反就業政策以及對合法移民政策的突然反向修訂。
雖然認識到某些提高產出的政策轉變，可能會對其他社會利益領域（如收入分配）甚至國家安全產生不利影響，但政策製定者應直接將重點放在提高生產率上。而一切生產力政策的三大支柱，都是對研究的支持、有利於投資的稅收條款和更有效的監管。
支持研發提高生產
在現代經濟體中，思想是成功前景的驅動力。科學、工程和醫學領域的基礎研究為創新提供了動力，而創新又推動了技術進步、企業組織形式的升級以及民眾健康和福祉的改善。聯邦政府對此類研究的支持是理所應當的。
由於私營企業無法獲取自身基礎研究支出所產生的全部收益，因此大多不願對此進行投資。此外，政府對這一領域的支持會產生寶貴的溢出效應——那些成為了當今數字革命催化劑的早期國防部研究支出就是明證。
因此，削減聯邦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與一個增長議程是存在衝突的。
盡管如此，政策製定者仍應審查研究資金的分配方式以確保其科學性，還應該鼓勵在承擔合理風險的情況下，對更新穎想法和研究人員進行投資。
除了鼓勵將基礎研究和國防項目的溢出效應商業化之外，聯邦對全國各地應用研究中心的支持，也將加速新生產力提升技術和理念的傳播。
這些中心還能讓更大範圍的民眾接觸到各類新理念，從而更廣泛地分配經濟繁榮——正如過往那些農業和製造業推廣服務所實現的那樣。
稅收條款惠利投資
為構建生產力增長的第二個支柱，政府應嚐試延長特朗普於2017年簽字發布的《減稅與就業法》中有利於投資的條款。
雖然該法中關於降低企業利得稅率的條款仍然有效，但作為資本積累、生產率和收入有力促進工具的企業投資費用化規定，卻將在2023-2026年間逐步取消。
不過，這項規定可以通過減少《通貨膨脹削減法》中的各類支出，或通過削減即將離任的拜登總統發布的各項行政命令中的花費（如用於減免學生貸款的1750億美元）來恢複和長期化。
如果新一屆政府希望在稅收政策上更進一步，還可以在2016年眾議院共和黨稅改藍圖的基礎上做文章——該藍圖將企業稅製從所得稅轉變為現金流稅。
簡化稅收製度
相對於將投資金額用作利息扣除，這項改革允許非金融企業將其當即計入成本，從而刺激投資和增長，移除有利於負債而非持股的稅收激勵措施，並簡化稅收製度。
高效監管權衡風險
這就引出了成功增長戰略的第三個支柱：高效監管。問題不在於“更多”與“更少”，而是監管的變化如何能通過創新、投資和資本配置來改善增長前景，同時著眼於對各類風險的權衡。
製定議程者應從以下基本問題入手：為什麼我們不能更快更好地建設基礎設施？為什麼資本市場和銀行貸款不能變得更靈活？這些問題不僅定義了一個具體目標，還要求人們去定義哪地方需要權衡。
幸運的是，鑒於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聯儲已經宣布的領導任命，新一屆政府的金融監管或許能改善資本分配和增長前景。但政策製定者還需要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環境，強化國家電網建設以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需的數據中心。
這就需要聯邦層面更加注重成本效益分析，並在許可發放方面與州和地方當局加強協調。將聯邦財政支持計劃當成胡蘿卜或大棒來使用，可以成為這類戰略的一部分。
貝森特對經濟增長的強調，是直指問題核心的。通過為年增長率設定一個3%的宏偉目標，他為新政府的經濟政策製定提供了一顆指明方向的“北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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