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最低薪金与上市有何关系?/程志彬

我国新的最低薪金制度,于去年5月1日在所有行业生效,在大马职业分类标准(MASCO)下被列为专业领域的雇主,都必须从5月1日起落实1500令吉最低薪金*。

个人觉得,分析最低薪金制的影响可分为几个层面。从政府角度来看,是希望老百姓或大多B40群体可以有更高的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

同时,当时政府做的这个决定,个人觉得也是有政治因素的成分在内,就是希望可以从B40群体中获得一些支持票。

然而从企业家角度来看,就不那么乐观了。最低薪金上调至1500令吉,无疑是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那些依然处于复原阶段的企业,对它们来说有些沉重。

目前全球都在面临经济低靡,加上俄乌战争、原料及粮食短缺,以及供应链扰乱问题。此刻商家都在面临原产品涨价的难题,可是偏偏政府却在此时宣布实行最低薪金制,无疑是大大加重了商家的负担。

首先,原本领薪1200令吉的员工,薪金上调到1500令吉自然很开心,但对于原本薪金是1500令吉的员工呢?雇主为了安抚他们,无疑也需把薪金上调到1800令吉。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万一处理不当,很可能将导致员工心理不平衡而影响公司士气。一个最低薪金制度的宣布影响极其沉重,商家极大可能需要一次性调整全体员工的薪金以取得平衡。

成本转嫁消费者

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自保,商家也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宏观经济学来解释,消费者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服务或者商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但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是好的现像。

其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觉得最低薪金制是必须存在。但是,更该考虑的是时机问题。眼下全球货品都在涨价,经济还没完全恢复正常的情况下,新的最低薪金制对于商家无疑是双重打击。只能说一个制度的好坏,也取决于适当的实行时机。

实际上,目前本地的通胀率也很高。就拿在吉隆坡日常午餐一碗普通云吞面为例子,也已要价至少8至10令吉不等。所以官方的经济数据,相比民间的实际数字,是有落差的。

应告别价格战模式

这个时候,商家的应对措施也很重要。如果避免不了最低薪金制,那么就需要尽量走向不依靠人力,而朝向科技化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商家本身需要与时并进,时刻提升自己多方面的知识,吸收更多新科技的资讯。员工本身也需要提升自己多方面的技能,才能确保不被时代淘汰或取代。与此同时,政府的工业4.0计划也在着重于利用更多的机器、科技来取代人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最低薪金制是势在必行。既然逃离不了,那么商家是否能在不靠价格战的情况下脱颖而出?

从企业上市顾问的角度来看,除了价格,产品或者服务的品牌定位也是消费者看重的因素。

商家应以上市为目标

当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单,而商家利润增加后,最低薪金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此外,我们也呼吁商家以上市为目标去经营企业。

一旦往挂牌的路途经营,商家就会需要去提升品牌,想方设法增加企业净利,无形中,就会把企业往更好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届时,实施新最低薪金制也不会成为太大的困扰了。

希望商家们都能跳出价格战为主的生意模式,转向以IPO模式来经营企业。

*注:撰写稿件期间,人资部长西华古玛发文告指出,雇佣少于5名员工的公司,延后至2023年7月1日落实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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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从长计议大学生最低薪/南洋社论

最近高等教育部提议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定为3000令吉,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一建议背后蕴含着政府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担忧。然而,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金,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中,存在着立法强制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的利弊。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障毕业生的经济权益,缓解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薪酬应该由市场供求和个人价值决定,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就业市场失衡,进而增加毕业生的失业率。

从薪酬的确定原则来看,资历、经验、能力和生产力,是决定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剧毕业生就业难题

政府强制规定起薪,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导致一些企业不再愿意聘用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雇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政府强制规定最低薪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毕业生们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人投身高等教育,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干预薪酬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旦设定了最低薪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避免忽视长远影响

此外,如果政府仅仅关注起薪,而不关注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实践能力,那么这样的举措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探讨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方利弊,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支持大学毕业生就业,例如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职业培训等,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鼓励他们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待遇。

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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