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場上掀起的軒然大波主要集中在大馬國民因以巴衝突而對與以色列或美國有關的產品展開抵製。
這次的消費者抵製美國產品的行動並非首次，早在2014年的加沙戰爭，以及2017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都後，大馬國民就自發呼籲或采取行動抵製美國產品，其中麥當勞餐廳每次都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
觀察這次的抵製運動，似乎國民的反感情緒更為激烈，涉及的抵製企業範圍也更廣泛，甚至從最初針對美國企業的抵製，擴展到了涉及宗教、國家敏感商標或名稱的本地企業，例如最近被列入抵製對象的Zus咖啡與US Pizza。
本文將探討大馬此次消費者抵製運動的意義與對大馬營商環境的影響。
總體而言，經濟抵製可分為幾類：消費者抵製，即拒絕購買某產品；賣家抵製，即賣家拒絕向某群體銷售商品；產業擁有者拒絕出售或出租房產；鎖廠，即封鎖工廠以迫使員工妥協；拒絕供款；以及國際禁運等。
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利益相關者，發起方都為了實現某種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犧牲自身短暫的利益，以迫使被抵製方妥協。這種行為本質上是兩敗俱傷、自我傷害的行為，違背了消費者的利益。
當消費者抵製某國或企業的產品時，他們放棄了選擇對自身利益最有利的商品，限製了自己的選擇，迫使自己消費較差或更昂貴的產品作為替代品。這違背了市場的基本原則，也是為何抵製很少能維持很長時間的原因。
盡管經濟抵製違反市場原則，但如果目標明確，成功的經濟抵製能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有利於社會發展。
企業感擔憂
曆史上成功推動社會改革的經濟抵製例子包括1955年的蒙哥馬利巴士聯合抵製運動，由於一名黑人女性羅莎·帕克斯在1955年12月1日拒絕聽從巴士司機的命令，不肯為一名白人讓座而引起。該事件觸發了美國反對種族隔離的社會運動，乘客的抵製也為美國黑人權益贏得了重視。
觀察大馬當前的消費者抵製運動，表面上是為了支持巴勒斯坦而抵製以色列和美國企業的商品，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消費者似乎已將抵製的對象從原本的以色列或猶太企業擴大至支持以色列的國際企業，甚至擴展到在大馬的美國企業，最終演變成抵製本土企業。
問題在於，被抵製的消費品並非以色列或美國直接生產的商品，而是在本地經營的國際企業，如麥當勞為沙地阿拉伯公司Lionhorn Pte Ltd所擁有；大馬的抵製運動也逐漸失去焦點，從最初純粹的抵製以色列運動延伸至宗教和種族問題，引發網上無中生有的謠言，使本地企業感到擔憂。
目標不明確
隨著事態的發展，宗教和種族問題的敏感性已達到“神經質”程度，這無疑將嚴重影響大馬的商業環境。
此外，大馬的抵製運動也使焦點變得模糊，目標變得不明確。抵製的主要目的是迫使被抵製方妥協以達到既定目標；然而大馬的抵製運動不僅未能迫使以色列和美國妥協，反而現在失去了焦點，抵製本地企業，隻是傷害了大馬經濟，沒有實際效果，如今的抵製運動隻是成為發泄情緒的象征。
3原因美不會製裁大馬
另一方面，大馬消費者對美國企業產品的抵製，主要是為了通過實際行動支持巴勒斯坦。在這方面，我國首相安華多次表達對巴勒斯坦的支持，引起了美方的不滿，導致大馬接到三次外交照會。這令大馬人民感到不安，擔心美國可能對大馬實施製裁，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已經通過法律對哈馬斯的海外支持者實施製裁。
然而，筆者認為美國對大馬實施製裁仍有相當長的距離。原因有三：一是大馬是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夥伴，製裁大馬將使其與美國的關係陷入競爭對手的困境，不利於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發展；二是製裁大馬可能引起伊斯蘭國家的反感，這不符合美國當前的經濟與戰略部署；三是我國首相已經出席了本次亞太峰會，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對以巴問題立場的放緩。
這突顯我國首相雖然強烈支持巴勒斯坦，但始終將我國的經濟利益置於首位。
綜合而言，成功的經濟抵製運動有助於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促進國家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然而，失焦的抵製運動隻會帶來社會成本而毫無意義，政府不應該袖手旁觀或默認抵製運動。
盡管推崇自由民主的政府不應該壓製民間運動，但它可以扮演引導的角色，特別是在抵製運動失去焦點演變為種族宗教問題時。政府應該發揮緩和的作用，確保國內的抵製運動不過於激進，不會影響商業環境和民生，也不會加深各族群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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