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IMF）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順帶提到冠病疫情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影響，比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當發達國家的GDP增長率已恢複到疫情前水平之時，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卻進一步走低。
在整個發展中世界，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傷痕——尤其是巨額債務和對未來增長的投資不足——將在數十年內持續顯現。
隨著環境災害的日益頻繁和加重，此次疫情可能預示著未來的衝擊。要知道冠病病毒並不是世上最後一種或最致命的病毒。
畢竟疫情遠非影響低收入國家的唯一環境威脅。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再加上抗菌藥耐藥性、空氣汙染和鉛中毒等問題都有可能嚴重拖累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
可以肯定的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仍然快於發達經濟體。在過去的三十年裏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所占的份額幾乎翻了一番，達到了70%以上，但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疫情和其他自然災害的日益頻繁，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
冠病疫情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影響，比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彭博社)了解獨特脆弱性
為了防止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擴大，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發展中經濟體的獨特脆弱性，並製定更有效戰略來增強韌性。
冠病疫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死亡人數眾多，但發達國家能夠利用其雄厚財政和貨幣資源以及疫苗獲取渠道，去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自身經濟的長期影響。
相比之下，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受到的損害更為嚴重，持續時間也可能遠遠超過最初的預期，幾十年來取得的進步將被逆轉，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力也將受到削弱。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金融風險，既可能是由風暴和洪水等極端事件引發的急性風險，也可能是由天氣模式的長期變化造成的慢性風險。
有形資產的損壞、供應鏈的中斷和產出的減少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構成重大威脅，尤其是在那些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和資源有限的國家。
這些風險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資本成本。理想狀態下資本應從那些資本充裕的國家“從高往低”流向資本貧瘠國，因為那裏的潛在社會回報更高。
資本向高處流動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資本傾向於向高處流動，這主要源自於對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風險和體製缺陷的感知，以及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而疫情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日益嚴重威脅則在強化這些趨勢。
盡管發展中世界的宏觀經濟政策穩步改善，但這種情況仍在發生。皮蘿什卡·納吉·莫哈希等人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中央銀行在透明度和問責方面，甚至超過了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
在2008年危機和冠病疫情期間，發展中國家央行一直緊跟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政策。但在疫情後，它們對通脹的預測更為精準，因此能夠更迅速地應對物價上漲。
雖然這些改進並未大幅降低資本成本，但它們可能有助於解決另一個相關問題。緩解未來疫情和環境衝擊所需的大多數基礎設施投資都依賴於以美元、日元和歐元融資但用當地貨幣收款的技術。
宏觀經濟管理的改善，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吸引力，減少貨幣錯配現象。
適應和抵禦氣候變化的措施，要比減緩措施更難融資，因為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必要的收入來源來敲定合同。新創設的疫情基金，可以通過促進對疫情預防、準備和應對的投資來幫助彌補一些融資缺口。但該基金的規模，不足以支持必要的氣候適應和生物多樣性恢複項目，也因此凸顯出對額外融資機製的需求。
對於負擔不起發電機、空氣淨化器、空調和防洪牆等個人保護措施的窮人來說，針對抗災能力進行集體投資尤為重要。
必須吸引私人資本
以印尼的紅樹林為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這些樹木可以保護那些經濟脆弱的社區免受潮汐侵襲。
但是窮人更有可能將紅樹林消耗殆盡，因為他們將這些樹木用作木柴和建築材料，而且生活在地方當局重要生態係統維護能力較弱的地區。
為了構建韌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還必須吸引私人和機構資本。這就需要建立一些能夠準確評估低碳足跡價值和氣候變化影響的市場。
各個多邊開發銀行尤其可以在認證此類評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還能協助管理風險、動員私人投資、穩定資本流動並為評估適應性和韌性方面的投資創造新的工具。
與已經取得高收入地位的國家相比，發展中經濟體業已面臨著更為緊繃的環境約束，還背負著有限的全球碳預算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狀況的承諾。
加強抵禦未來流行病和環境衝擊的能力，對於防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下降，從而保持全球整體增長——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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