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银行危机两个半教训/黄锦荣
银行营运一般上乏味无趣，普罗大众甚少关注，但美国区域银行一周内爆雷不断，先有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自行结束营业，紧接着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及标志银行（Signature Bank）被监管单位接管，后有十一家大型银行在美国财政部的协调下，给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注入巨额存款，顿时震惊全球，唤起众人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记忆。
然而，没有两个危机是完全相同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监管松绑，在金融创新的催化下，与房产抵押捆绑在一起的金融衍生品千变万化，什么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担保债务凭证、信贷违约掉期，通通成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安全资产”。结果美国的次房贷危机以全球金融危机结束。
但这回的银行危机没有字母汤，仅有典型的利率风险及挤兑。即使是银门银行及标志银行与加密货币此类金融科技的关系密切，所涉及的业务离不开提供融资方便及支付手段。
风险集中没有扩散
而美联储的连番升息，就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潜在的利率差风险。
一方面，银行得支付不断升高的存款利息，于此同时，银行在升息以前所投资的长期债券却只能带来低回酬。对于资产风险分散的大银行而言，债券占比不高，压力尚且容易被抵御。
但区域银行的风险却高度集中——客源集中、存款来源及投资资产单一，硅谷银行一半以上的资产就是长期债券。结果山雨来袭，天崩地裂。
尤其是当挤兑开始出现，银行不得不变卖那些低息高价的债券，来应付退存款的需求，如此一来，账面损失也就成为实实在在的损失，存款不受保的储存户怎能不慌不撤存，单日挤兑就足以让银行资不抵债。
换个角度来看，正因为风险集中，受波及的企业局限于个别区域银行所服务的行业，且不涉及金融衍生品，各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不错节盘根，因此，此番银行危机才没有形成全球金融海啸的断层线。
此乃第一个教训。
美联储干预稳定局势
而且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允许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在第一时间接管出事银行，在保护储存户权益的同时，安排银行清盘，让债权人扛起责任。
美联储也没闲着，火速为银行提供短期带息融资便利，让面对存款外逃的银行免陷入偿付危机，阻断恐慌蔓延，防止系统性危机。
由于微观及宏观审慎政策反应皆到位，所以雷曼时刻并没有出现。
但反之亦然。中型银行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存在已久，非一日之寒，但却不受监管规范，因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在2018年曾在游说下被修订，提高监管门槛，让中型银行免于监管门外，始作俑者正是包括硅谷银行在内的中型银行。
由此可见，金融监管及中央的适时干预（及不干预）对于金融稳定而言，是何等重要。这是第二个教训。
平衡通胀及金融稳定
至于那半个教训，就是美联储该如何在通胀及金融稳定之间取舍。
曾几何时，在低息低通胀的年代，央行及学界大致认为货币政策可聚焦于通胀管理，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金融状况交给宏观审慎政策。
但所谓的金融状况，是金融资产价格飙涨，所以在低通胀、低失业及高资产价格之间的取舍，毫无两难可言。
如今的处境截然不同，那可是高通胀及金融高度不稳定之间的取舍，两难相权取其轻，却也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半个教训会如何收尾，还真的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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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强管控使用华为芯片 大马中立空间压缩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15日讯）尽管美国放宽了对马来西亚人工智能（AI）晶片的出口限制，但同时加强对华为芯片使用的管控，显示出“科技脱钩”与打压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趋势持续存在；在此氛围下，所有位于中美之间的国家，特别是我国，势必面临更艰难的平衡考验。
专家向《南洋商报》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已全面对华“开战”，大马已几乎失去保持中立的空间，“平衡者”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专家说，尽管面对美国的“限制放宽”，大马仍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不违美国出口法规的前提下，继续和中国科技企业保持合作。
“面对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政策走向，作为中小型开放经济体，我国在未来仍需要在变局中见招拆招，同时必须在发展与监管之间取得精准平衡，避免成为科技竞争的牺牲品。”
随着美国商务部宣布取消对大马人工智能芯片的全面出口禁令，并将大马重新列入“可有限获取先进科技”的国家类别，我国科技产业短期内似乎迎来一线曙光。
然而，美国同时发出严厉警告，全球企业若使用华为制造的人工智能芯片可能将面临刑事处罚。这个举动也被视为美国或以管制科技与供应链为抓手，逼着各国选边站队。
黄锦荣：新管制机制未明确
大马科技领域面临选边站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博士指出，尽管美国最新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有所调整，但这并不代表大马已完全脱离限制，相关条例或将以新形式继续实施，我国在科技领域依然面临选边站队的风险。
他说，美国目前取消的是拜登时代的“AI扩散规则”（diffusion rule），但新的管制机制尚未明确。由于这项新规具有“针对特定国家”（country-specific），未来可能视国家个别情况制定条件，而非全面开放。
“所以，这不代表我们没有限制，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新形式现在还不清楚。”
黄锦荣今日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美国最新发布的文告依然保留部分限制措施，例如明确禁止企业使用华为生产的N910人工智能芯片。一旦使用该款芯片，就等同于违反美国关于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定。
“换句话说，即便企业本身并未被禁止进口美国的人工智能晶片，但若采用了中国（例如华为）制造的芯片，仍可能被视为触犯出口管制。这也引发一个关键问题：在当前看似宽松、尚未明确设限的局势下，我们是否可以预期中国会加大在马来西亚的AI相关投资，例如设立中国模式的数据中心、推动芯片设计与生产等？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设立的数据中心极可能采用本国生产的芯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高度依赖大型数据处理的情境中，数据中心扮演关键角色。
如果这些数据中心使用华为芯片，是否就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
若是，大马在中美科技对抗加剧下，是否必须更明确选边？过去美方仅限制自家芯片使用，未干涉中国芯片，如今的转变或显示中立空间正快速压缩，此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厘清。”
所以，他认为这未必是马中科技合作的新契机。
强化本地监管机制
黄锦荣指出，类似情况早在去年已有先例，当时卡塔尔欲采购美国芯片时，即被要求不得使用华为芯片。
他担心，类似条款日后也可能成为美方与大马谈判时的条件之一。
“这并不是一个科技合作的契机，反而可能使我们更难维持一贯的中立与非对抗立场。”
他表示，大马向来奉行不偏美不亲中的中立政策，过去成功吸引外资设立数据中心及半导体工厂，成为“中国加一”战略的重要落脚点。但如果美国新规全面限制中国芯片的使用，我国的角色将受限。
此外，他呼吁政府在法规尚未明朗前，应主动强化本地监管机制，尤其在芯片产地认证等关键环节，应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集中发证，以避免成为科技规避的漏洞。
“过去原产地证明可由商户发放，现在应统一由投贸部负责，这类制度性调整有助提升我国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
“在未来面对更为复杂的科技与贸易规则时，马来西亚须以更高标准的合规机制，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为产业发展争取更多空间。”
林福炎
林福炎：硬性推向美国阵营
马中高科技合作空间受限
北方大学经济、金融与银行学院林福炎教授表示，最新出台的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条规，实际上已将大马“硬性地”推向了美国阵营，使我国在中美科技角力中更难维持中立。
他说，在人工智能领域，大马已难再维持中立立场，扮演平衡者的空间几乎不复存在。美国通过科技控制手段，向相关国家和企业施加隐形压力，迫使它们被动地“选边站”。
“美国的策略非常强硬，并非直接要求盟友，而是通过规则实现‘绑架’，强制各方服从。如果这种规则在全球普遍施行，科技领域将迎来一场全新的‘冷战’。”
他说，虽然目前影响尚未显现，但我国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空间正逐渐收窄，企业在技术应用上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法律风险，同时在国际谈判中也将被迫接受更多不平等条款的挑战。
林福炎说，马中的高科技合作空间面对被压缩，项目受限，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变得异常困难。比如，虽然大马企业可能使用美国英伟达的芯片，但只要数据传回中国总部，可能就被视为间接支持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从而触发制裁风险。这让很多企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挑战。
“更复杂的是，美国的监管机制虽然没有明文强制，但就像‘画地为牢’，只要规则存在，企业就只能谨慎应对，无法轻易突破。”
大马被“绑上绳子”
林福炎说，大马很难单独应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平衡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大马已经被“绑上了绳子”。
面对这场科技冷战，我国只能选择在规则框架内谨慎应对。
“未来，若全球多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公平合理的科技合作新秩序，或许还有转机。但目前，美国的科技霸权已到了难以撼动的地步，且相关制裁和规则极具压迫性，令企业和国家不得不低头。”
他建议我国需尽快建立独立的“科技出口合规监管框架”，确保国内企业在国际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具备法律与策略上的抗压能力，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制裁风波。
在当前的环境下，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多边科技合作与区域创新联盟，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另一方面，也必须维护与中国在科技与投资方面长期建立的深厚关系。
尽管如此，林福炎强调，“芯片”并不等同于“人工智能”，马中之间在科技层面仍有其他合作空间。
他指出，尽管人工智能领域因美方限制受到一定影响，两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其他板块，如半导体制造、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工业物联网及科研交流等，仍具备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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