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的虚假承诺/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
在这个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捍卫全球化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主张。
但如今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阐明一场贸易战的代价——贸易战有可能加速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因为它实际上是对贸易本身的战争。
而要想有效地挑战美国政府保护主义议程背后的逻辑，我们必须首先清楚而具体地理解它。
特朗普的4大论点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制度基于四个论点。
1. 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
首先，关税是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具体来说是协助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赤字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目前相当于GDP 6.4%的联邦赤字比率，到2035年时仍将保持在6%以上，明显高于3.8%的50年平均水平。
高赤字可能会限制美国政府维持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关键福利项目的能力。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发誓要在2028年前将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降至3%，并将关税收入作为主要工具。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可以从目前免征联邦税的进口商品中获得收入。同时鉴于美国政府错失了本可通过在本国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征收的所得税和企业税。而理论上关税可以抵消这些损失。
2. 对等
支持关税的第二个论点是对等。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出口商品通常要缴纳高额关税和税收，但别国商品在进入美国时面临的障碍却很少甚至没有。因此特朗普政府完全有理由利用同等水平的关税来为美国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3. 美国制造业回归
第三，支持者认为，关税将保护国内产业，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过往几十年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致使生产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低成本国家，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被掏空。通过激励本地制造业，关税将推动再工业化和就业增长。
4. 重新平衡经济
关税还经常被描绘成重新平衡经济和分配全球化成果的一种手段，因为全球化给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根据这一观点，关税将有助于恢复那些已经忍受了数十年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对全球供应链不信任
但实施关税的理由不仅仅是经济再平衡和创造就业。关税倡导者认为全球供应链脆弱且不可靠，同时美国对其的依赖也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依赖其他国家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提供半导体、食品和药品等关键商品会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在他们看来关税不仅关乎竞争力，还关乎韧性和主权。
当然，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各国应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当今的经济现实。
伤害中产阶级
以关税会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为例。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关税也会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给购买力有限的低收入家庭造成过重负担。实际上关税将伤害其旨在保护的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
此外，如果消费者从进口商品转向美国制造，那政府的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费转向——也是关税支持者声称追求的结果，将削弱关税作为联邦收入可靠来源的理据。
然后是对等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升级，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接近3000亿美元的中国。
除了推高物价，这些冲突还可能限制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商品，减少消费者的选择。
正如亚马逊总执行长安迪·贾西（Andy Jassy）最近指出的那样，许多供应商只会将新增成本简单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削弱竞争力
同时，利用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需要政府提供巨额补贴以重建和支持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全球竞争影响将削弱其创新和发展动力，最终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这种做法还低估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将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
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人们普遍认为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数以万计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加剧了大萧条。
该法案扼杀了贸易，减缓了经济增长，大大推迟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全球动荡。
重蹈50年前覆辙
在关于关税利弊的持续辩论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回到过去50年的全球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既不可行，在政治上也不现实。
虽然识别和驳斥关税倡导者的主张是有益的第一步，但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必须更进一步去阐明一个特朗普保护主义议程的可信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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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达成贸易协定?/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杨颂（伦敦商学院教授）、张湖月（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白宫日前宣布美国和中国将暂时中止或取消今年4月相互征收的进口关税，以待双方就贸易协议展开进一步谈判。尽管这为企业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宽慰并提振了市场信心，但投资者最好还是克制住自己的热情。
从自身商业背景中汲取灵感，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似乎深信激进的关税升级能迫使贸易伙伴们大幅让步，使他能够宣布取得了一场重大政治胜利。
然而，贸易协定谈判与房地产交易不同。
这个过程更缓慢、更混乱，且后果更为巨大。
这一点在美国与中国谈判时尤为明显，因为后者既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谈判势力），也具备不让步的强烈意愿（屈从于特朗普的要求可能会损害民族自尊心并引发国内反弹）。
虽然特朗普曾有过宣布一些可疑胜利的记录，但如果他只是单纯做出退让的话，就很难宣称自己在对华贸易战中取得了成功。如同中国一句老话所说：骑虎难下。
贸易协定很难起草
而正如本文其中一位作者以前写到过的那样，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很难起草，也几乎不可能执行。我们在2018-2019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尽管美中两国在2019年4月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但由于在具体条款上存在分歧，谈判最终破裂。
美国要求签订一份长达150页的严密合同，里面详细列明各项将通过中国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改革，而中国则寻求一个更加灵活、基于原则的框架，可以通过不那么清晰可见的监管措施来实施。
其次是执行方面的挑战。2020年1月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特朗普宣称这是一场历史性胜利，并吹嘘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增加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约8600亿令吉）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并做出其他让步。
但与典型的贸易协定不同，该协议既不包含中立的第三方强制执行机制，也不具备双方都认为遵守协议比背叛更有利的自我执行性。因此，当中国未能实现采购目标时，当时由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几乎无从追索。
如果中国制造的玩具要在圣诞节假期前到达美国的商店货架，生产流程必须早在三月就启动。
特朗普极不可信
如今，即使在短期内取消关税，中国也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履行承诺或采取有意义的强制措施，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给人留下的极度不可信印象。
最终，美中谈判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可能是脆弱、范围有限，且极易破裂的。因此，企业和投资者应做好全球供应链持续中断的准备。
事实上，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持久伤害。零售商争先恐后地取消订单，制造商和分销商急于重新安排运输路线和储备库存，企业一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中运营。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微小和短暂的波动会造成过分巨大且持久的破坏，也就是供应链专家所说的“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
今年圣诞节的前景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如果中国制造的玩具要在假期前到达美国的商店货架，生产流程必须早在三月就启动，因为玩具公司要在此时敲定产品设计并下订单。
生产通常从四月开始，七月前从中国工厂发货以便在秋季分销前运抵美国。零售商依靠这一漫长而紧凑的时间表来满足季节性需求。
关税成本不可预测
关税波动扰乱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面对不可预测的成本，零售商在下订单时犹豫不决，从而延误了生产和装运。
供应商因此重新配置生产线以把握一切新的商机，这意味着仅靠回调关税可能不足以让生产回到正轨。
因此，即便取消关税能恢复需求，供应短缺也会持续存在，从而推动物价上涨——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轻描淡写地承认了这种可能性。
更糟糕的是，物价上涨可能会向供应商发出错误的需求信号，加剧关税所要解决的长期供过于求问题。
这种振荡式循环——也是牛鞭效应的标志——造成了持续的不稳定。
毕竟要命的不是平均值，而是波动。
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了这种动态的另一个版本，当时突然的停产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上的一连串短缺和过剩，影响持续了数年。
而如今不同的是动荡并非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危机的产物，而是蓄意政策的结果。
全球商业巨大混乱
不可预测性或许在特朗普的个人商业交易中起过作用，但一旦应用到全球商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因为供应链的蓬勃发展依靠的是透明度和确定性，而不是虚张声势和突然的政策逆转。
特朗普关税引发的混乱不会止步于股市，而是会在世界各地的工厂、港口和店面引起反响，只是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都尚未充分估计到他这些行动的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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