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杰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search Policy》期刊编辑。）
在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7个对美贸易顺差国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后，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在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将大部分关税“暂缓”90天，然而10%的基准关税仍然有效，同时还在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不断加征关税。尽管实施了暂缓，但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关税对于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关税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坏。然而东亚当年也成功利用关税来协助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但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东亚（尤其是韩国）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韩国的关税是不对称的：它对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征收极高关税，而制造业所需的资本货物（如机械）则关税极低。如果没有这些低资本货物关税（再加上低工资水平），韩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中心。
关税反阻碍外资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那些它试图从中“带回”制造业的国家。再加上高额和全面的关税，该国的营商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一些韩国企业已经认定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相比将生产留在国内仍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关税非但没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本土制造业，反而阻碍了外来直接投资。为了使目标与激励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应当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任何国别关税的计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这种将美国与某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的货物进口总额（然后再将该数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应从贸易逆差中减去目标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这样的话外来直接投资额越高，关税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足以纠正特朗普政府计算中的各类缺陷，例如对韩国征收25%的关税，而韩国对绝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顾及目标国之间工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孟加拉国征收37%的关税，几乎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一样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如何，关税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韩国建设制造业基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压低利率，为制造商提供低成本贷款。这些干预措施，确保了私人投资流向制造业，而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难吸引投资者
对美国来说，使制造业比金融、教育和娱乐业更吸引投资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也不仅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利润率很高且具备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收取的利率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并对信贷分配拥有自由裁量权。
难确保长期竞争力
其他国有机构——如管理资本投资长期贷款的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韩国进出口银行——也提供了协助。
即使美国设法保持低利率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制造业，要确保这些行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并非易事。而韩国则利用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由大型家族企业集团（财阀）主导的商业环境，实现了这一目标。
财阀们以传承为主导的思维，让它们倾向于从长计议。但政府确保它们将国内市场保护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确保金融部门也执行类似长期方针。
这意味着像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可以将利润持续投资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同时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因此，虽然韩国消费者在关税实施初期面临着汽车价格上涨的问题，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应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在股东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这意味着利润通常被用来报答股东——比如通过分红或回购。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税保护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会在美国这个金融主导、以短期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引发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那么它就应该专注于特定行业，利用政策杠杆降低关键投入品和潜在直接投资的成本。
美国不能也不应尝试再次成为服装或鞋类生产国，但它或许可以培育出更多能为经济或安全创造巨大收益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国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仅无法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还会疏远贸易伙伴，损害国际信誉，破坏全球稳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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