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关税助美国制造业强大?/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李根(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杰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search Policy》期刊编辑。)

在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7个对美贸易顺差国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后,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在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将大部分关税“暂缓”90天,然而10%的基准关税仍然有效,同时还在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不断加征关税。尽管实施了暂缓,但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关税对于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关税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坏。然而东亚当年也成功利用关税来协助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但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东亚(尤其是韩国)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韩国的关税是不对称的:它对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征收极高关税,而制造业所需的资本货物(如机械)则关税极低。如果没有这些低资本货物关税(再加上低工资水平),韩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中心。

关税反阻碍外资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那些它试图从中“带回”制造业的国家。再加上高额和全面的关税,该国的营商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一些韩国企业已经认定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相比将生产留在国内仍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关税非但没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本土制造业,反而阻碍了外来直接投资。为了使目标与激励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应当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任何国别关税的计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这种将美国与某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的货物进口总额(然后再将该数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应从贸易逆差中减去目标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这样的话外来直接投资额越高,关税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足以纠正特朗普政府计算中的各类缺陷,例如对韩国征收25%的关税,而韩国对绝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顾及目标国之间工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孟加拉国征收37%的关税,几乎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一样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如何,关税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韩国建设制造业基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压低利率,为制造商提供低成本贷款。这些干预措施,确保了私人投资流向制造业,而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难吸引投资者

对美国来说,使制造业比金融、教育和娱乐业更吸引投资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也不仅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利润率很高且具备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收取的利率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并对信贷分配拥有自由裁量权。

难确保长期竞争力

其他国有机构——如管理资本投资长期贷款的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韩国进出口银行——也提供了协助。

即使美国设法保持低利率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制造业,要确保这些行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并非易事。而韩国则利用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由大型家族企业集团(财阀)主导的商业环境,实现了这一目标。

财阀们以传承为主导的思维,让它们倾向于从长计议。但政府确保它们将国内市场保护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确保金融部门也执行类似长期方针。

这意味着像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可以将利润持续投资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同时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因此,虽然韩国消费者在关税实施初期面临着汽车价格上涨的问题,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应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在股东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这意味着利润通常被用来报答股东——比如通过分红或回购。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税保护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会在美国这个金融主导、以短期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引发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那么它就应该专注于特定行业,利用政策杠杆降低关键投入品和潜在直接投资的成本。

美国不能也不应尝试再次成为服装或鞋类生产国,但它或许可以培育出更多能为经济或安全创造巨大收益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国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仅无法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还会疏远贸易伙伴,损害国际信誉,破坏全球稳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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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与玩具无关/Project Syndicate

在热播美剧《继承之战》(Succession)中的一个著名场景中,一个媒体帝国的精明大家长,在得知孩子们没一个知道一加仑牛奶的价格后大为光火,因为他明白这种决策者与普通人之间的脱节是导致领导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如今同样的紧张情境正在白宫——而不是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中——上演。

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了现代史上最高且覆盖范围最广的关税。以应对国家“紧急状态”为由,这些进口税旨在提高外国商品价格,直到国内制造业变得有竞争力为止——尽管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得多。

虽然许多人同意美国应保留制造某些重要战略商品的能力,但这种大范围关税很可能会大幅提高消费价格。

目前许多进口商和零售商可能会避免涨价,希望关税最终能被撤销。但如果关税继续存在,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白宫似乎并不担心这一前景。曾为对冲基金管理者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认为,“获得廉价商品并不是美国梦的必要特质”。或者,正如特朗普自己所说:“好吧,也许孩子们会得到两个而不是30个玩具娃娃?或许这两个娃娃要比平时多花几块钱。”

这些对美国消费者所面临的后果不屑一顾的言论,与政府上个月对金融市场的殷勤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债券市场摇摇欲坠、华尔街巨头怨声载道时,特朗普暂停实施了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最高关税。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既轻视又歪曲了高关税可能造成的实际经济困难。

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在为满足基本需求而挣扎。2024年,由两个成人两个孩子组成的中位家庭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住房、儿童保育、食品、交通、教育费用、服装、个人护理用品)所需的税前收入为10万6903美元(约45.97万令吉)。

然而,约有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约43万令吉),50%低于8.6万美元(约37万令吉),约14%低于2.5万美元(约10.75万令吉)。

即使父母一方退出劳动力市场以节省育儿成本,单亲家庭也需要支出85074美元。

这些“基本必需品”也不包括外出就餐、休闲活动、假期、储蓄或退休及其他长期金融投资——这些都是需要花更多钱的“奢侈品”。

必需品大部分是入口

基本必需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品也不足为奇。美国消费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包括90% 的香蕉和70%的西红柿)约有59%是进口的,25%的橙汁也是进口的。成长中的儿童经常需要新衣服和新鞋子,其中95%以上是进口的。

学习用品也是如此:美国销售的铅笔中有三分之二是进口的,许多书籍和供国内印刷书籍的纸张也是进口的。

成年人的个人用品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几乎所有的剃须刀片都是进口的。

因此,除了“玩具娃娃”之外,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还将在无数方面使美国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美国儿童将吃到更少的新鲜食物,穿更少的新衣服,拥有更少的书籍、钢笔和纸张来学习阅读和写作。

领导人须了解物价涨影响

当然,特朗普政府缺乏同情心的做派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最高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都不需要考虑食品、书籍、衣服或一加仑牛奶的价格。

特朗普本人继承了4.13亿美元(约17.76亿令吉)遗产,他的顶级经济顾问们也都是极其富有的金融家。据报道贝森特的身价超过5.21亿美元(约22.4亿令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则坐拥超过20亿美元(约86亿令吉)。

即使政府承认关税带来的挑战,它反映的也是行业而非消费者的观点。在那些大型科技企业总执行长们的反对之下,特朗普将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排除在外,却很少提及那些依靠价格低廉的进口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工作和学习的美国家庭。

如果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那许多美国人就负担不起这些关键技术产品了。

这并不是说成功的商人不应在政府中任职。具备实操经验、了解金融市场内部运作的政策制定者有很多好处。但这些资历不应以牺牲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为代价。

美国人需要一些知道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并了解物价上涨对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的领导人。在特朗普及其内阁与贸易伙伴谈判时,他们需要把这些美国人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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