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助美国制造业强大?/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李根（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杰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search Policy》期刊编辑。）
在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7个对美贸易顺差国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后，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在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将大部分关税“暂缓”90天，然而10%的基准关税仍然有效，同时还在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不断加征关税。尽管实施了暂缓，但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关税对于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关税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坏。然而东亚当年也成功利用关税来协助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但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东亚（尤其是韩国）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韩国的关税是不对称的：它对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征收极高关税，而制造业所需的资本货物（如机械）则关税极低。如果没有这些低资本货物关税（再加上低工资水平），韩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中心。
关税反阻碍外资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那些它试图从中“带回”制造业的国家。再加上高额和全面的关税，该国的营商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一些韩国企业已经认定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相比将生产留在国内仍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关税非但没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本土制造业，反而阻碍了外来直接投资。为了使目标与激励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应当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任何国别关税的计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这种将美国与某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的货物进口总额（然后再将该数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应从贸易逆差中减去目标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这样的话外来直接投资额越高，关税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足以纠正特朗普政府计算中的各类缺陷，例如对韩国征收25%的关税，而韩国对绝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顾及目标国之间工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孟加拉国征收37%的关税，几乎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一样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如何，关税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韩国建设制造业基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压低利率，为制造商提供低成本贷款。这些干预措施，确保了私人投资流向制造业，而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难吸引投资者
对美国来说，使制造业比金融、教育和娱乐业更吸引投资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也不仅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利润率很高且具备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收取的利率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并对信贷分配拥有自由裁量权。
难确保长期竞争力
其他国有机构——如管理资本投资长期贷款的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韩国进出口银行——也提供了协助。
即使美国设法保持低利率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制造业，要确保这些行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并非易事。而韩国则利用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由大型家族企业集团（财阀）主导的商业环境，实现了这一目标。
财阀们以传承为主导的思维，让它们倾向于从长计议。但政府确保它们将国内市场保护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确保金融部门也执行类似长期方针。
这意味着像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可以将利润持续投资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同时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因此，虽然韩国消费者在关税实施初期面临着汽车价格上涨的问题，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应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在股东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这意味着利润通常被用来报答股东——比如通过分红或回购。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税保护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会在美国这个金融主导、以短期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引发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那么它就应该专注于特定行业，利用政策杠杆降低关键投入品和潜在直接投资的成本。
美国不能也不应尝试再次成为服装或鞋类生产国，但它或许可以培育出更多能为经济或安全创造巨大收益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国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仅无法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还会疏远贸易伙伴，损害国际信誉，破坏全球稳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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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达成贸易协定?/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杨颂（伦敦商学院教授）、张湖月（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白宫日前宣布美国和中国将暂时中止或取消今年4月相互征收的进口关税，以待双方就贸易协议展开进一步谈判。尽管这为企业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宽慰并提振了市场信心，但投资者最好还是克制住自己的热情。
从自身商业背景中汲取灵感，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似乎深信激进的关税升级能迫使贸易伙伴们大幅让步，使他能够宣布取得了一场重大政治胜利。
然而，贸易协定谈判与房地产交易不同。
这个过程更缓慢、更混乱，且后果更为巨大。
这一点在美国与中国谈判时尤为明显，因为后者既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谈判势力），也具备不让步的强烈意愿（屈从于特朗普的要求可能会损害民族自尊心并引发国内反弹）。
虽然特朗普曾有过宣布一些可疑胜利的记录，但如果他只是单纯做出退让的话，就很难宣称自己在对华贸易战中取得了成功。如同中国一句老话所说：骑虎难下。
贸易协定很难起草
而正如本文其中一位作者以前写到过的那样，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很难起草，也几乎不可能执行。我们在2018-2019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尽管美中两国在2019年4月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但由于在具体条款上存在分歧，谈判最终破裂。
美国要求签订一份长达150页的严密合同，里面详细列明各项将通过中国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改革，而中国则寻求一个更加灵活、基于原则的框架，可以通过不那么清晰可见的监管措施来实施。
其次是执行方面的挑战。2020年1月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特朗普宣称这是一场历史性胜利，并吹嘘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增加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约8600亿令吉）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并做出其他让步。
但与典型的贸易协定不同，该协议既不包含中立的第三方强制执行机制，也不具备双方都认为遵守协议比背叛更有利的自我执行性。因此，当中国未能实现采购目标时，当时由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几乎无从追索。
如果中国制造的玩具要在圣诞节假期前到达美国的商店货架，生产流程必须早在三月就启动。
特朗普极不可信
如今，即使在短期内取消关税，中国也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履行承诺或采取有意义的强制措施，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给人留下的极度不可信印象。
最终，美中谈判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可能是脆弱、范围有限，且极易破裂的。因此，企业和投资者应做好全球供应链持续中断的准备。
事实上，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持久伤害。零售商争先恐后地取消订单，制造商和分销商急于重新安排运输路线和储备库存，企业一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中运营。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微小和短暂的波动会造成过分巨大且持久的破坏，也就是供应链专家所说的“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
今年圣诞节的前景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如果中国制造的玩具要在假期前到达美国的商店货架，生产流程必须早在三月就启动，因为玩具公司要在此时敲定产品设计并下订单。
生产通常从四月开始，七月前从中国工厂发货以便在秋季分销前运抵美国。零售商依靠这一漫长而紧凑的时间表来满足季节性需求。
关税成本不可预测
关税波动扰乱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面对不可预测的成本，零售商在下订单时犹豫不决，从而延误了生产和装运。
供应商因此重新配置生产线以把握一切新的商机，这意味着仅靠回调关税可能不足以让生产回到正轨。
因此，即便取消关税能恢复需求，供应短缺也会持续存在，从而推动物价上涨——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轻描淡写地承认了这种可能性。
更糟糕的是，物价上涨可能会向供应商发出错误的需求信号，加剧关税所要解决的长期供过于求问题。
这种振荡式循环——也是牛鞭效应的标志——造成了持续的不稳定。
毕竟要命的不是平均值，而是波动。
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了这种动态的另一个版本，当时突然的停产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上的一连串短缺和过剩，影响持续了数年。
而如今不同的是动荡并非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危机的产物，而是蓄意政策的结果。
全球商业巨大混乱
不可预测性或许在特朗普的个人商业交易中起过作用，但一旦应用到全球商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因为供应链的蓬勃发展依靠的是透明度和确定性，而不是虚张声势和突然的政策逆转。
特朗普关税引发的混乱不会止步于股市，而是会在世界各地的工厂、港口和店面引起反响，只是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都尚未充分估计到他这些行动的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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