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值得铭记的滞涨/Project Syndicate

将近5年前,我曾警告说我们距离滞涨只差一场供应链的断裂。在通胀飙升与全球需求复苏乏力的联合作用下,滞胀确实在冠病疫情冲击后短暂爆发了一阵。

但与疫情一样,这场经济中断很快就平息了。如今一种更令人担忧的滞胀形式正在酝酿之中,并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后果。

这两种滞胀的重要区别在于损害的性质。在冠病疫情期间,供应链因需求的显著转换而受到压力——封锁初期人们消费了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服务,而在重新放开后则一下子反了过来。

这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半导体元器件短缺和全球航运瓶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大约贡献了2021-2022年间美国通胀飙升幅度中的60%。这些供应链中断状况差不多两年后才开始消退,使通胀压力才得以缓解。

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做法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彻底重新排序相比,当时那种暂时性中断如今看来简直微不足道。

供应链脱钩

出于各类意图和目的,美国正在与各类全球贸易网络,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甚至有可能是通过被称为贸易协定“黄金标准”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将北美连接在一起的供应链脱离或脱钩。

这些行动将逆转供应链的效率,而学术研究表明正是这一效率在过去十年中使美国的通胀率每年至少降低了0.5%。这种逆转是由美国对其前贸易伙伴的、新产生的蔑视所驱动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冠病疫情的动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而对美国的不信任将在特朗普离任后长期存在,也不存在快速或简单的解决办法。

生产向美国的回流不会一帆风顺。特朗普认为国外内企业宣布的大规模投资是美国制造涅槃重生的迹象。然而各类生产平台不可能像乐高积木一样被拆散和重新组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项目都需要多年规划和建设才能逐步上线。

但在当今政策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和制裁很可能会随着特朗普的一时兴起而改变,因此生产回流性投资有可能遭到遏制甚至完全撤销。美国从全球化中撤退后,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难收拾残局并发展新的供应链。

正如美国需要时间去重建国内产能一样,其他国家重组贸易安排的努力也将旷日持久。如果说全球价值链反映的是比较优势的效率,那么这种生产、组装和分销平台的重组就有可能增添新的低效率,从而提高全球的成本和价格。

央行政治化

这款滞胀鸡尾酒中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成分:中央银行的政治化。在这方面美国再次走在了前列。特朗普坚持认为他有权对美联储的政策行动进行评判,并多次大声表达了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近期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不满。

特朗普还可能进一步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发起攻击。总统最近宣称他可能会迫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台,认为后者的“任期越快结束越好”。虽然特朗普后来收回了这一威胁,但此举与他扩大行政权力的更广泛——且似乎违宪的——推动是一致的。

作为这种权力攫取的一部分,他已经瞄准了其他独立机构,出于政治目的非法解雇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领导人。谁又能保证一向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不会出尔反尔,再次攻击鲍威尔呢?

在最低程度上,特朗普正是在通胀压力因为各类新供应链中断状况而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加大了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政治施压。

再加上他众所周知的弱势美元偏好,当前的情况与1970年代末的情况极为相似,当时弱势美元和弱势美联储加剧了美国的首次滞胀爆发。

全球贸易下行

还记得当时如无头苍蝇般的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吗?这对当时在美联储任职的我来说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

滞胀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衰退风险。这又让我们回想到美国和全球经济越来越有可能受到普遍、持久的不确定性冲击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和消费者决策瘫痪。

特朗普把4月2日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作为“解放日”来庆祝。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并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周期下滑的破坏行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世界将极难逃脱衰退。

特朗普议程的结果可能与二十世纪初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另一项保护主义政策失误)之后的全球贸易战一样具有破坏性。

鉴于当前美国的关税甚至比当时还高(事实上比190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这让我们有必要回想起1929-1934年全球贸易萎缩 65%的事实。今天的世界如能摆脱滞胀可能就已经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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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美国恐华症渐失控/Project Syndicate

美国当前的反华情绪浪潮已经持续了多年。它始于2000年代初,当时美国政策制定者首次对华为提出国家安全担忧。

“中国技术冠军”华为开发新型5G电信设备的市场领导者,被指控部署数字后门,使中国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成为可能。以美国为首的2018-19年制裁必置华为于死地而后快。

但华为只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美国恐华症全面爆发——这是一个我不会轻易使用的强烈用词。《牛津英语词典》将恐惧症定义为“由特定物体或环境引起的极端或非理性的恐惧或恐慌”。 

事实上,中国威胁现在似乎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实施了出口管制,以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渠道,这是其阻碍中国人工智能野心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司法部刚刚起诉了一个由国家资助的中国骇客组织,指控其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中国电动汽车、建筑和码头装载起重机以及现在的TikTok的所谓风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恐惧也不仅限于技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文章,美国政府将一个多边问题:与100多个国家的贸易逆差,误诊为双边问题,并用关税惩罚中国。其他人警告说,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威胁夸张说法有时近乎歇斯底里。

当然,这一切只是故事的一半。中国自己的“恐美症”也不遑多让——妖魔化美国指责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

两种恐惧症都与我在最近的书《意外冲突》中提到的大量出现虚假叙事有关。尽管存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指责游戏,但我现在有不同观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的恐华症毒性越来越强,并且逐渐失控。

红色恐慌再现

自1950年代初的红色恐慌以来,美国从未如此诽谤外国势力。当时,由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领导的双管齐下的国会方针,以保护美国人免受苏联间谍活动和影响为幌子,带头攻击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情者。

今天,另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政客,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作为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带头发起了这项指控,该委员会让人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HUAC黑暗时代,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

虽然加拉格尔将于4月从国会退休,但他的遗产会继续存在,不仅作为可能导致彻底禁止TikTok的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而且作为给一切支持与中国接触的人带来长长的阴影的国会举措的领导者。

美国一连串的指控是包裹在国家安全坚不可摧的外衣下的未经证实的恐惧的表现。但所有这些恐惧都是空穴来风。相反,所谓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只有间接证据。起作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明确无误的两党政治化。

“美国例外论”强加价值观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我们“想象”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是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人,也是保守派联邦党人协会成员,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攻击时机成熟”,中国的恶意软件可能会使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瘫痪。一名美国前反间谍官员将中国制造的起重机中的传感器比作特洛伊木马。有许多“如果”和海外奇谈式的比喻,但根本没有关于意图或可验证行动的确凿证据。

是什么让中国产生了这种恶毒的美国反应?在《意外冲突》一书中,我强调,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容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治理体系。

“美国例外论”的主张迫使我们将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冷战时是如此,今天也是这样。
 

易掩盖美国自身问题

我还认为,对中国的过度恐惧很容易掩盖美国自己造成的许多问题。

双边贸易逆差很可能反映了个别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今天的中国和35年前的日本。但广泛的多边贸易逆差更多地源于美国长期的预算赤字,导致国内储蓄不足。

同样,技术威胁不仅是据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正如我在书中强调的,这也代表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不足及基于STEM的高等教育不足。美国政客不对着镜子认真照照,反而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纯粹是因为这样在政治上最方便。

过度恐华非正当反应

随着恐华症自食其果,恐惧开始呈现出事实的光环,与中国发生意外冲突的危险也在加剧。通过对这些焦虑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煽动它想要阻止的结果。对中国侵略台湾的担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美国领导人不应将过度恐华作为对中国威胁的正当反应,而是需要避免随便找借口,更多地成熟思考。全球领导力的要求不亚于此。 

在1933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用一句令人难忘的台词,强调这种危险病态的最终风险:“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当今的恐华狂潮中,这一点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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