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突显——并加剧了——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社会隔离规则迫使人们将其工作，教育和人际关系完全放到了线上。

但随着政府颁布大范围紧急措施，包括打击虚假信息和追踪感染病人的接触者，这场危机也对数据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

近十年来，人们的数据自由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大众监视行为的不断推广采用以及对政治言论的操纵。

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因为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迫使其辖区内的企业控制内容并移交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公司在确保人们接收准确信息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信息疫情”期间。

而且广泛实施的接触者追踪（例如通过支持蓝牙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许有助于各国更安全地重新开放其经济——甚至一些死硬派自由主义者也会对这种可能性表示认同。

政府监视侵犯自由

但是（包括对新闻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内容控制以及将用户数据移交政府其实是一个滑向审查和监视的过程。

这些都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而科技企业应当对此有所提防，不可盲目接受那些可能助推这类行为的政府要求。

但是要抵制这类要求可并不容易，而且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在数据共享方面的争端也往往充满争议。

这也是为何在2008年由我担任主席的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组织制定了一套《言论自由和隐私原则》。

这些原则以国际法为基础并受到本组织的监督，旨在指导企业如何处理来自政府的内容审查，限制访问通信服务或共享用户数据请求。

我们每两年会对参与全球网络倡议的企业的准则实施状况进行一次独立评估。而之前对11家技术和电信公司进行的最新一轮评估——尽管在疫情之前——也为试图应对政府施加的新压力（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的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教训表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事前一点预防抵得上事后一堆的补救”不仅对人类健康（或防火安全，也是富兰克林的原意）有用，也适用于人权方面。

尽职调查减轻风险

尽管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但企业可以运用尽职调查来确定审查和监视风险并加以避免或减轻。诺基亚评估设备销售的流程以及微软将律师纳入其业务组以协助维护用户权益的做法就是这种手段的例证。

其次，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具备挑战性，增加透明度的举措始终是值得的。例如禁制令经常禁止企业披露有关国家安全要求的信息。

但全球网络倡议的评估显示企业其实可以做出反击，比如通过在法庭上对此类命令提出质疑，与那些使政府能够掩盖其监视活动的法律进行抗争，并提高自身报告的透明度。

保持通信网络可访

第三个教训则是企业可以在保持通信网络可访问性方面有更多作为。

对此类网络加以限制会危及各类紧急服务，减少对重要公共卫生信息的访问渠道并阻断足以挽救生命的远程医疗，这使其成为一项在疫情期间尤为危险的政策。但如今政府命令下的断网行动正变得日益普遍。

在这方面有覆盖七个国家的六个案例研究表明，相关治理法规的缺失或不足常常会推动这种命令。此外企业可能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无论是由于缺乏法律手段还是其员工确实遭遇了某些安全风险。

然而企业已经可以设法抵制口头关闭命令，迫使政府援引相关法律规定去下达一些盖章签名并注明日期的书面命令。

有些企业通过要求将此类命令上报给高级管理人员来实现这一目标，有些则直接与当局接触以说服他们缩小中断范围并限定于特定站点或服务，而不是关闭整个网络。

制定强力政策

第四个教训是抵御政府不当压力的最佳方法是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程序。

各国政府通常会抬出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比如疫情，恐怖主义，拐卖虐待儿童和网络犯罪——去迫使企业交出数据。

而企业则需要一个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的清晰可靠的体系来处理此类请求，以确保那些协助解决安全风险的努力不至于抑制言论自由和侵犯用户隐私。

全球网络倡议评估还提供了有关企业如何让自身应对措施适应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见解。

公民自由推动健康

随着世界各国政府推动技术企业将其数据用于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监督和问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企业必须意识到公民自由是全球卫生健康的关键推动因素，而不是让步说有效的疫情应对措施需要侵犯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并且采取相应行动——即便是在政府还未做出这类举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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