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陈艾薇

照片|受访者提供

自从MBTI性格测试在社交平台间流行开来，人们就被轻易地划分为两类：I人（内向型）与E人（外向型）。 

I人，总被描绘为安静内敛，喜欢独处，沉浸于书本、思考与文字之间；而E人，则是外向热情的代名词，活跃在人群中，喜爱奔走于热闹与喧嚣之间。 

在这样的二分世界里，性格被简化为非此即彼，仿佛只能择一而生。然而，以笔名“阿简”让大家熟知的黄丽云，却悄然模糊了这道界线。她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骑行者。 

“我就是一个写字的、喜欢骑车的老师。”

她用行动说明：人，不必非黑即白、无需刻意标签，就能够有无尽的可能性。 

阿简现任教于居銮康文女中，担任华文科老师。

在讲台之下，她还有另一重身分——当一位骑行旅者。假期一到，她便换下教师的装束，穿上骑行服，踏上旅途。她喜欢与脚踏车为伴，穿行于山林之间，享受伴随每一段骑游而来的意外风景和突如其来的风雨与挑战。

她将旅途中所见所感，以简洁却不失温度的文字，拼贴成深刻动人的散文。至今，她已出版3本散文集——《简行书》、《简笔记》和《简随笔》，国内华文报章也可见阿简的笔迹。

不过，阿简自己从不敢以“作家”自居。

 “我真的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作家，我只是一个习惯用文字说话的人。”

热爱文字热爱山路

阿简热爱文字，在纸上铺陈思绪；也热爱山路，于高峻崎岖的山岭间踏着单车前行；同时，她对“教师”这个身分加诸在她身上的责任也甘之如饴，还亲切地将学生称为“少年人”。

对她来说，作家、骑行者、教师这3个身分是相辅相成且重叠的，无需刻意区分这些身分，也不热衷定义自己，所以无需分出高低。

想要为她贴上一个标签？她摇摇头：“我没有要把自己锁定在某个身分里。我就是一个写字的、喜欢骑车的老师。”

尽管热爱以文字记录旅途中的所见所感，并时常通过文章与读者分享片段人生，私底下的阿简却是个话语不多的人。她不喜喧哗，也不擅长在人群中高声表达自己。与其滔滔不绝，她更习惯静静地观察。

“即使在与家人共同的通讯群组里，我也是个‘哑巴’般的存在。”

她形容自己是“比较常观察，比较少发言的人”。她也总提醒学生：“说出口的话，得经过思考。”

在她看来，言语若未经心思沉淀，便急于出口，往往来不及照顾到他人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表达，却忘了思维还没跟上，话已出口，伤人也不自知。”

这份对言语深重分寸的拿捏，可能也是她身为文字使用者的自觉。

二次腿伤仍不死心

阿简对山野情有独钟。在成为骑行者之前，她是一位登山者，而且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马来半岛著名的7大高峰（G7），她几乎都走遍了。

然而，命运偶尔也会改变路径。因为膝盖受伤，阿简被医生“勒令” 停止一切会导致伤情加重的运动。尽管不舍，阿简还是放下了登山杖，离开了山径。

但她并未与山野告别，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靠近。她转向骑单车，把原本依靠双脚的步伐，交给了双轮。起初是尝试，后来却越骑越爱。与山亲近的方式虽然变了，但那份对自然的热情依旧如初，甚至更加炽热。

一年骑行23次

从此，只要有周休假期或长假，她便背起简便的行囊，踏上单车，或独自一人享受路途，或随骑行队伍结伴同行。

“其中有一年，我国内外骑游了23次，去越南、尼泊尔、广西、台湾等。”

前后算来，阿简已骑行了将近10年。然而，人生的路途从不总是一帆风顺。前年，因为突如其来的急性关节炎，阿简的长途骑游之旅也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休息一年多的阿简并没有完全停下脚步，即即无法长途骑行，她仍坚持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默默维持体力与状态。因为她心里始终记挂着那些尚未完成的骑游路线。

她笑说：“我还是不死心，我还想去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和帕米尔公路（Pamir Highway）。”

人要动才能活 

阿简从小就热爱运动，铅球、铁饼、跑步、跳高——她样样都不放过。她说：“活动、活动，人就是要动，才能活。”

对她而言，运动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阿简也透露，她的身体自小就带有一些遗传性与免疫系统方面的毛病。从18岁起，她便因为高血压开始长期服药，后来又确诊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我始终觉得，如果没有持续运动，其实我的身体早就垮了。”

膝盖损伤一度低落

因此，当她意识到膝盖损伤可能会导致她无法再骑行的时候，她一度感到低落。但阿简向来不是轻易被击倒的人，面对身体的局限，她学会的是调适，而不是抗拒。

“这是我的身体给我的。我拥有怎样的身体状态，就尽量去接纳它。”她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在不能长途骑行的情况下，我还能做些什么？还能用什么方式，继续带我的学生看世界？

她认真想过，除了骑游，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或许可以转向背包旅行，或许可以租一辆摩托继续上路。只要初心不变，形式并不是局限。

被路上故事深深感动 

阿简说，在骑游的过程中，最令她感到享受与充实的，除了沿途不断变换的自然风景，更是那些旅途中偶遇的人与他们的故事。停下脚步，与陌生的当地居民聊天，听他们谈生活、讲经历，那人情的温度与真实的情感，是任何地图和指南无法给予的体验。

谈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段骑游旅程，阿简说她曾骑行于受2004年南亚海啸重创的路线。那一次，她独自骑了整整14天。一路上，她走访了许多在海啸中幸存下来的居民，听他们娓娓道来那场灾难给生命带来的撕裂与伤痛。

“有些家庭，一下子走了十七八个人。”

她记得一位年长的阿伯，向她展示他那只仅剩四根手指的手掌，讲述自己如何在滔天巨浪中逃生。阿简把这个故事小心记录了下来，后来也收录在自己的散文集中。

然后她又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向她讲述女儿在自己怀中被海浪卷走的那一刻，妇人后来也经历了漫长的创伤症候期，但仍选择继续坚毅地活着。

人类太渺小

阿简说：“你听着这些故事，会很震撼。你会发现，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人类真的太渺小了。但同时，你也会被生命的坚韧深深感动。”

这一路的见闻，也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对一点点不如意，就容易把困难无限放大。这些幸存者家园被毁、失去亲人、失去了过去的生活轨迹，却没有因此倒下。你会忽然发现，我们平时所抱怨的一切，真的都算不了什么。”

自己规划“独家”路线

骑游本就是一场和未知交手的冒险，因为并非每条路线都为骑行者妥善准备。阿简还喜欢自己规划“独家”路线。

在阿简骑游过的路线中，有些根本称不上是“路” ——泥泞湿滑、连步行都步履维艰的山道，窄到一侧是山壁、一侧是悬崖，稍有不慎就可能滑落深谷。阿简曾多次陷入这样的“险象环生”的处境中。

骑到怀疑人生

这次与阿简的专访在线上进行，她的谷歌地图（Google Meet）背景是一张尼泊尔山村——卡格贝尼（Kagbeni）的照片。阿简非常喜欢这个山村，这也是她在疫情爆发前最后一个骑游路线，同时也让她骑到“怀疑人生”。

要进入卡格贝尼，阿简必须先征服安娜普纳尔大环线。这条路线对骑行者来说并不友善——高海拔、陡坡、碎石路，每一个转弯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考验。有些路段根本无法骑行，必须扛着脚踏车一步步往上爬。

在那趟通往尼泊尔卡格贝尼的骑游途中，阿简还曾遭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退两难”。那是一段孤立狭窄山路，前方原本就不宽的路径被落石完全堵死了，几乎无处落脚，一不小心就可能脚滑跌倒，而脚下则是令人发怵的山谷。

阿简站在原地望着眼前的落石堆，又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那是一条已经骑行了数小时的陡坡山道，折返非常“不划算”。

她忍不住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受这种苦？”

感谢大山接受

阿简很快静下心来想办法克服困难，她将马鞍袋从脚车卸下，小心翼翼扶着山壁，运到落石另一端，再回来扛起脚车，分两趟跨过这道阻碍。

他知道这种时候慌不得，也退不得。于是她很快压下心中的慌乱，冷静思考对策。她先将马鞍袋从脚踏车上卸下来，抱在怀里，侧身贴着山壁，一步一滑地挪向前方。

那段路窄得几乎无法容身，脚底下是松动的碎石，让她每一步都踩得如履薄冰。到了落石堆的另一端后，她马上折返。扛起脚踏车再度穿过山路。

每一段山路的骑游旅程，都会让阿简对山与自然多一分敬畏。高山巍然不动，风云变幻无常，而她只是以一个过客的姿态，在这片辽阔之间缓缓前行。

“我从来不觉得我在征服山，而是感谢大山愿意接纳我。”

与学生亦师亦友 

热爱运动、热爱自由骑行的阿简，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走上教书这条路？

阿简说，她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舍监两年。那段时间让她发现自己和少年人相处得不错，所以才决定当老师。

 “我们作为老师，其实不只是传授知识而已。我不会说我们能‘改变’他们，但我希望能起到‘塑造’的作用。”

所以阿简经常与学生分享自己的骑游经历，希望借此塑造学生们的眼界、思维，还有对人生其他可能性的理解。

或许正因为她不以权威自居，所以能与许多学生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她分享说，有一次受邀到吉隆坡参加海外书市的阅读分享会，不少学生特地赶来听她的讲座，让她感动不已。

与学生“10年之约”

阿简任教于居銮康文女中至今已24年。

“一家五口都是我的学生，从姐姐到妹妹，现在还教到我学生的孩子。学生说：‘老师，我妈妈是你的学生。’我当场吓了一跳。”

更特别的是，她与每一届华文班的学生都有一个“10年之约”。他们约定好，10年后的某一天，要一起回到校园再见一面。她并没有强求所有人都要出席，她总是对学生说：“即使那天只有一个人回来见我，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