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信房子以76岁高龄刑满出狱。右为其女儿。
(美联社)报道：胡炜权
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出狱，掀起媒体波澜，以色列难忘重信房子当年在特拉维夫机场恐袭，导致26人死亡的悲剧。
日本激进组织“赤军”（Japanese Red Army,Sekigun）头目重信房子服刑20年后，于5月28日刑满出狱。
赤军这个早已被新世代日本人遗忘的组织，因为头目出狱，再次在5月底到6月初成为日本舆论的话题。不仅如此，重信房子出狱一事就连跟日本隔海相望的韩国，还有两岸也引起了一阵小热潮，甚至远方的以色列也为之关注，足见赤军和重信房子仍是日本挥之不去的一道风景。
暴力抗争 反美反资本主义
赤军的前身是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是来自于日本1960、1970年代响应共产国际，由当时的日本共产党组织，并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组织；后经数次分裂和对立，主张暴力抗争、反资本主义体制和反美国的极左派系“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在1970年9月成立。
1971年，重信房子为了支援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PFLP）的反以色列抗争，与其他几位赤军核心成员以义勇军身分到巴勒斯坦接受该组织军事训练。1972年5月，赤军3名成员和PFLP武装分子为了报复以色列掠夺巴勒斯坦土地，于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发动袭击，向航站楼在场乘客和工作人员乱枪扫射，并且在撤退前投掷两枚手榴弹，结果造成26人死亡（包括赤军两名成员）和73人受伤。
2年后的1974年9月13日，赤军突袭位于荷兰海牙的法国驻当地大使馆，并挟持馆内人员和法国大使为人质。虽然重信房子没有直接参与事件，但仍然因为其赤军头目的连带责任而被国际通缉。
隐姓埋名26年落网
重信辗转潜逃回日本，自此隐姓埋名，但在26年后的2000年11月8日，她被专责监视赤军余党的大阪府警以伪造护照罪逮捕，后来移送到东京警视厅总部，经审讯后被判入狱20年。随后经日本警方调查，重信房子被逮捕前，多次以假身分到多个国家，日本警方也发现重信在日本国内曾秘密地跟不同组织和政党人士有所联系，一般指她是与外国的武装力量和国内的在野组织合谋在日本发动武装革命。
虽然在重信房子出狱前，日本媒体已经预告了这个消息，但一直没有受到关注和引起讨论。一直到了5月28日出狱当天，才引来了媒体争相报道，从当天的直播到后来各家媒体争相用各种方法进行采访。例如FNN就抢得重信房子的署名信，她在信中对当年在日本国内外进行暴力的恐怖主义行动牵连了无辜的生命和人士，表达了反省和谢罪。这封署名信成为FNN率先赢得这话题的“制高点”。
年轻时持枪的重信房子。
日媒借重信批反日势力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重信房子出狱后，各种立场的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角度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大右派媒体《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为首的右派媒体，第二种则是其他媒体。
在这场充满“怀旧味”的事件里，《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义正词严，即使不反对，也不能阻止重信房子出狱，但两份报章都发表了文章，向日本民众发出警示，提防国内再次出现赤军这类的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强调日本跟恐袭并非毫无关系。
《产经新闻》在5月31日刊登的社论“重信房子出狱—她不是女英雄”中，不仅再次列举她与赤军发动过的血腥暴力行动和袭击，在最后还引用了重信在出狱后接受自社的访问里揶揄日本国会议员积极认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视像演讲，认为日本政客容易受风向影响，做出统一口径的行动。《产经新闻》就此似有不满地结论说“这样的发言必定会被一些势力利用，我们绝不能忘记注视今后重信房子的动向”。
由此可见，其实《产经新闻》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借重信房子来暗批与日本主流价值不合的势力是威胁日本安全的隐忧。《产经》煞有介事地暗示重信或跟“一些势力”勾结的可能性，这种带有强烈暗示和若有所指的评论显然是为了满足自身读者的心理需要。同报在这十数年内把一系列日本左派运动描写成“反日势力傀儡”，担心威胁国家安全，重信房子针对泽连斯基的言论不过是被该新闻社刻意放大的“咒语”罢了。
以大使抨日民错误示范
至于其他媒体，虽然也有不同的报道，但跟《产经》只把重信房子当成揶揄对象的手法别无二致。立场偏右的杂志《Flash Smart》援引了以色列驻日本大使科亨在5月31日，于自身推特上，批评重信房子出狱当天有日本民众在监狱外等候和迎接的场景，暗批部分民众对重信出狱的错误反应引起了友邦的不满。
另一持反左翼、反中国立场的杂志《Sakisiri》也引用了以色列驻日大使的推特发言，虽然引用后的内容上跟上述的《Smart Flash》大同小异，但整篇文章强调赤军和巴勒斯坦反以色列运动为恐怖主义活动之余，还在报道的总结部分指出以色列大使批评合理至当，又称“日本作为恐袭受害国，以色列驻日大使的警告是对日本社会敲响警钟”。
以色列驻日大使的个人言论引起多家日本右派媒体关注和引以为戒，本来就不足为怪。基于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主流媒体，特别是反左派的媒体在以巴问题上的立场也一直紧跟美国，立场明显向以色列倾斜，对巴勒斯坦运动或予以批判，或冷漠无视。因此，重信房子带领的赤军在1972年特拉维夫机场发动扫射事件的过去对这批媒体而言是消失不了的“污点”。
因此，上述媒体如此重视以色列驻日大使的反应，既是为了政治正确，也是反映了右派的一贯维护体制和亲美的态度。
报道避重就轻缺反思
立场不同的其他日本媒体又怎样处理重信房子出狱的事呢？简单来说可以“避重就轻”来概括。与右派媒体一致的是，这些媒体（如《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甚至“最左”的《朝日新闻》）无一例外地重温并再次肯定重信房子和赤军是恐怖分子，对背后的时空背景等问题避而不谈之余，将焦点放在“重信房子是怎样炼成的”上，也就是将报道重点局限在重信和她的成员个人质素和思想变异上，既没有重新讨论和反思1960、1970年代的反美反体制浪潮的成因，更不敢公言称他们为“激进共产主义分子”。
重信房子结束牢狱生涯，对现今日本社会和舆论而言，即使她和赤军犯下的罪行无可狡辩，日本社会在媒体的集体操作下，仍然没能鼓起勇气去回顾、反思日本现代史上那段最激烈动荡的历史。这无疑是反映了日本当今社会对这段历史的消极态度，在主流价值下的日本国民和舆论没有自省和思考的空间。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