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湖莊園
(美聯社)報道：陳星恒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的“海湖莊園協議”通過關稅壁壘及美元貶值，化解國債，實際上正奏響美國霸權崩解的安魂曲，成功機會渺茫。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以極不體面的方式對全球發出威脅，卻因美元貶值並動搖其儲備貨幣根基，暴露了更大的危機，最終適得其反。
但需承認的是，這些手段是對於破解“特裏芬難題”（Triffin Dilemma，指一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時，國內政策目標與國際責任間的矛盾）作出的真實嚐試。
根據被視為特朗普“戰略總設計師”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的分析，美國經濟常年面對強美元與空心化的困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向世界輸出美元流動性，並長期承受結構性赤字。同時，發行國的地位導致美元長期被高估，推高了出口成本，反噬本土製造業，加劇經濟空心化。
短期陣痛換長期自主
米蘭和特朗普經濟改革的核心邏輯就是，以短期陣痛換取長期戰略自主。加征關稅雖推升消費品價格，但可迫使跨國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創造製造業就業；美元貶值雖削弱購買力，卻能縮小貿易逆差；而將安全承諾與經濟讓利掛鉤，可迫使北約盟友分擔防務成本，降低美國軍費壓力。
按現時的事態發展，米蘭亦承認政策實施“前路狹窄”，成功依賴於精密規劃與外部妥協。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
(美聯社)米蘭的“經濟戰宣言”
米蘭2005年畢業於波士頓大學，並於2010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於2020至2021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擔任財政部經濟政策顧問，今年3月正式就任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米蘭在去年11月發布的論文《重構全球貿易體係使用者指南》（簡稱《指南》）中，提出了一套打破困局的激進方案，通過“建立關稅體係修正逆差”、“協議美元貶值提振出口”以及“安全保障與經濟義務捆綁”三步，重新構建起一個仍以美國為主，但比現在更加“（對美國更加）公平”的國際貿易和安全體係。
新重商主義宣言
這份“新重商主義宣言”最終體現為以特朗普佛州莊園命名的《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以下簡稱“《協議》”）的雄偉經濟藍圖，這份協議的命名致敬1985年在紐約廣場酒店簽訂《廣場協議》所象征的美國全球領導和影響力。
《協議》內在邏輯可對應《指南》的3個核心思想：
加征關稅促進產業回流：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美國消費者轉向國內生產或第三國進口，商品出口國通過貨幣貶值抵銷成本，從而修正貿易逆差。稅收收入將用於美國國內減稅，以促進消費與投資。
美元貶值和債務重組：通過協定壓低美元彙率，短期可提升出口競爭力，長期可緩解“特裏芬難題”。同時，將部分美國國債置換成沒有利息的百年期美債，減輕債務負擔。如盟友不配合美元貶值及美債置換，美國將不再提供安全保障。
安全與經濟的捆綁交易：美國政府要求北約各國提高軍費，分擔更多軍事開支，否則將承擔嚴苛的關稅條款。這種“保護費”邏輯已在烏克蘭礦產資源談判中初現端倪。
此外，《協議》還包括封鎖部分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美國可以對其他國家持有的儲備資產收取“使用費”等措施。
在《協議》中，美聯儲的態度是能否實現“弱美元”戰略的關鍵。今年4月，特朗普開啟“解放日”關稅大戰後，在自家社媒“真實社交”上發文稱“此時降息是完美時機”，公開施壓美聯儲配合其經濟議程。
然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明確表態，“通脹風險未除，不急於降息”。這種分歧源於雙方目標的根本衝突——特朗普需要低利率刺激選舉年的股市和房市，但美聯儲須優先抑製物價。若美聯儲被迫以低利率消化國債，則可能導致通脹失控。美聯儲能否保有獨立性，將直接影響全球投資市場的表現。
忽視關鍵差異
對於關稅戰或是減息導致的通脹失控問題，米蘭曾援引2018至2019年加征關稅經驗稱，當時關稅未顯著推高物價。但他忽略了一項關鍵差異：當前關稅規模是當年的3倍，覆蓋商品價值從特朗普第1任期的3800億美元（約1.62兆令吉）增至1.1兆美元（約4.7兆令吉），且全球供應鏈彈性因疫情和地緣衝突大幅削弱。
另一大矛盾是特朗普團隊忽視了其他國家的主觀能動性，能透過產業升級轉移、國際多邊合作等方式消解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
中國企業前往越南建廠以避稅；東盟已連續5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南美向中國出口農產品增速迅猛，巴西成為最大的玉米供應國。即使如傳統盟友歐盟，為降低對美技術依賴，在前年出台《歐洲芯片法案》提高歐洲本土芯片生產能力，以及加強光刻機等產業鏈源頭設備的領導力。
或加重政府財政赤字
美國內部情況亦不容樂觀。美國製造業月薪（逾5900美元，約2.52萬令吉）是中國同業平均薪資的5倍，高級技術工人培養需時，美國工業運轉離不開國外的設備支持，已有超過180家企業向美國政府提交超過1100項中國設備豁免申請。
產業回遷推高售價抑製需求，據統計，特朗普的關稅對低收入家庭帶來的衝擊強度是高收入群體的3倍以上，退稅補貼能否實現公平再分配，是否會加重政府財政赤字依然存疑。
特朗普
(美聯社)保護主義的曆史宿命
曆史證明保護主義從來不是靈丹妙藥。
1929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導致美國進出口下降超過60%，1980年代《廣場協議》簽訂後對日逆差先降後升，2003年小布什鋼鐵關稅未能挽救鋼鐵行業，卻因成本激增草草收場，皆為前車之鑒。
當前《協議》本質是冷戰思維複辟，美國試圖以單邊勒索維持霸權，卻無視全球化形成的深度互賴網絡。
美國經濟競爭力根基，在於其創新引擎與全球分工的協同效應。各國近半世紀以來支持的並非美國本身，而是其所代表與踐行的自由競爭精神——一種在開放市場中不斷革新技術、顛覆生活方式的無盡可能。
從福特流水線、個人電腦到生成式人工智能（AI），每一次技術革命都伴隨著生產力的躍升與生活品質的解放，全球化產業協作使供應鏈更高效，美國超市貨架上擺滿來自中國、孟加拉和泰國等地製造的手機、服裝和相機。全球消費者廣泛使用來自美國的顯卡、軟件和生產流程。
全球產業協同讓美國企業和美國消費者獲益良多，美國更應關注的是如何讓社會更公平地共享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成果。
然而，《協議》的邏輯卻與此背道而馳。它想要維持美國的經濟霸權，方式卻是消解支撐美國經濟的全球根基。
應創新引擎擁抱分工
特朗普懷念的“黃金年代”——工廠煙囪林立、工人中產夢觸手可及——實為冷戰紅利與技術壟斷的曇花一現。
當新興國家以更低成本與更快迭代速度參與全球競爭，美國的出路絕非築牆自困，而是加速創新引擎、擁抱動態分工。
特朗普的這場豪賭，正奏響重商主義和冷戰思維在新世紀崩解的安魂曲。
新聞來源：亞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