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党外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当年自焚的郑南榕，会惊讶于今天台湾警察局变成“思想警察”，约谈教授与医生，政府沦为“民选独裁”。
台湾在党外时期的抗争运动，凝聚不少新一代的文艺青年。他们不仅追求文学的魅力，也追寻理想的政治未来，誓要打破台湾威权体制的镣铐，实现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社会。
他们也没有省籍的差异，厌恶那些“外省人／本省人”的二分法。从党外的街头运动，到民主进步党的筹备与诞生，有些“外省人”成为不可或缺的先锋，雷震、傅正、费希平、林正杰等，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不惧网罗密布的特务，也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与前途，而只是向往一个理想的彼岸。
也有很多的“本省人”参与其间，却关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像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张俊宏、许信良、《夏潮杂志》总编辑苏庆黎、作家陈映真等，都不会将视野局限在宝岛，而是要将改革大业涵盖神州大地。他们不会满足于眼前生活的苟且，而是要追求“诗与远方”。
这当然都是“比较少人走的路”，但正如鲁迅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台湾在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最后改变了台湾政治的轨迹，就是靠那些无私的理想主义情怀，打破刻板印象中的省籍之别。
党外最重要的资产，其实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追求，服膺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郑南榕为言论自由自焚
1989年，郑南榕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中，不惜自焚抗议，以身殉之，这最后导致台湾落实言论自由的法律。
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不惜自焚抗议，以身殉之。
但如果今天郑南榕复活，他会惊讶于绿营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箝制直追当年国民党时期，各种应该中立的机构如“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都沦为行政权的打手，可以关闭电视台、霸凌持有异见的专业人士，警察局可以变成“思想警察”，约谈教授与医生。中天新闻台被撤照之后，转战网络，但也面对被追杀的阴影。
这都是郑南榕所难以相信的现实，他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绝对不会容忍台湾民主化的结果变身为“民选独裁”，压制人民“知的权利”，也封杀人民获得资讯的窗口。
因而台湾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还要继续追求，寻找一个法治的机制，防止行政权膨胀，也防止当年自焚争取的言论自由灰飞烟灭。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