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陈星恒
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再起，双方在实控线附近交火。新兴民族国家亟待反殖民再启蒙，超越殖民者所设计的宗教冲突火苗，摆脱西方霸权。
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帕哈尔加姆镇发生针对游客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死者包括25名印度公民和一名尼泊尔公民。
激进组织“抵抗阵线”宣称对此负责，其声明直指印度政府通过移民政策改变克什米尔人口结构的“殖民化策略”。
印度迅速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指责其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政府关闭两国边境口岸、暂停《印度河水资源条约》、驱逐外交官、暂停发放签证。
巴基斯坦则以关闭领空、暂停贸易、驱逐印度武官等措施反制，双方在实控线附近交火，紧张局势达到近年顶点。
印度自2019年单方面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克什米尔自治地位以来，长期采取高压政策，推动外部移民，激化了当地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危机。
这一政策本质上是殖民逻辑的延续——军事高压和族群结构改造，正如19世纪英国分割南亚次大陆。
这次的动荡根源，早在1947年英国撤离南亚时就已埋下。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14世纪，克什米尔地区出现伊斯兰政权。19世纪中叶开始，克什米尔地区成为英属印度的土邦，并逐渐形成了王公贵族大多属印度教、平民多信奉回教的宗教结构。
英殖民者划出裂痕
1947年的“蒙巴顿方案”按宗教划分印巴边界，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多个场合强调克什米尔地区对于印度通往中亚的重要性，巴基斯坦首任总理阿里·汗则视其为“国家头顶的帽子”——双方均以“国家安全”之名争夺殖民遗产。为了争夺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两国爆发多次冲突。
1947年，印度通过宪法第370条，赋予克什米尔地区除外交、国防和通信等领域外的“特殊地位”，表面尊重地方自治，实则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体系；2019年废除该条款时，印度政府动用军队封锁克什米尔全境，切断通讯长达数月，逮捕意见领袖和示威群众。这种“殖民遗产内化”现象印证了后殖民学者弗朗茨·法农的批判：新兴精英阶层沿用殖民统治逻辑和工具，维持权力的运行体系。
双重性精神内核
新兴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呈现双重性：一方面依赖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叙事确立法理（如印度自诩“不结盟运动”领袖），另一方面却争夺殖民遗产划定的势力范围（如印巴对克什米尔的争端）。
印巴对克什米尔的争夺，正如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构建依赖“想象的共同体”，而殖民边界成为这种想象的物理载体，即使这些边界割裂了族群与文化。
讽刺的是，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策略在后殖民时代演变为“内部分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权力博弈中，边疆地区往往被工具化。以克什米尔为例，印度通过军事管控整合争议领土，巴基斯坦则以“道义支持”克什米尔诉求维系话语权。
长期冲突僵局形成“可控动荡”模式：避免全面战争，却默许局部摩擦以维持国内政治叙事。此状态下，克什米尔青年失业率奇高，军事支出挤占民生投入，发展问题被长期边缘化。
霸权国家制定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为首的战后国际体系承认殖民时期边界合法性，客观上为新兴民族国家成立提供疆域法理依据，却也延续了殖民主义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断发酵。
此种法理矛盾根源于国际组织的本质缺陷——国际组织并非完全中立，而是大国权力博弈的角力场。欧美国家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将国际规则塑造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面对不同的地区冲突，国际组织干预力度却存在明显不同。美国积极介入科索沃战争，但对克什米尔问题冷处理。背后是美国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美国需要依靠印度制衡中国，美巴关系早已貌合神离。这暴露了后殖民时代全球治理的深层困境——殖民遗产未被清算，而新霸权逻辑和零和思维已然嵌入新国际秩序。
南南合作挑战西方体系
这种结构性矛盾催生了“全球南方”的觉醒。发展中国家开始通过“南南合作”挑战西方主导的秩序。东南亚国家组建国家联盟，展开多边外交；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向非洲提供低息贷款，规避国际货币基金的附加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沿线国家突破基础设施瓶颈。
英国设计制度陷阱
距离英国1947年撤离印度时留下的《印度独立法案》已接近80年，殖民者精心设计的“制度陷阱”至今仍在发酵——当2025年印巴两国军人沿着克什米尔实控线的据点严阵以待，他们的枪口瞄准的实则是同一套殖民程序的受害者。这种跨越世纪的制度性困境，将两个新兴民族国家同时推向了历史循环的深渊。
要破解这道殖民者留下没有正确答案的题目，不仅需要印巴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和沟通机制，更需重新认知和平稳定的克什米尔释放的人口与资源红利——它远比民族主义裹挟下的民调和口号更具现实意义。
克什米尔地区的真正希望在于顺畅的道路、大规模基础教育、充足的就业，以及健康的经济结构。幽谷丛林，蓝天白云，应让克什米尔成为遗落在河谷间的明珠，而不是南亚的火药桶。
万隆精神建构平等分工
正如复旦大学学者薛星杰在万隆会议70周年之际所指出的：万隆精神的深层价值在于“去西方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观，它要求新兴国家既抵抗霸权干涉，又超越本土沙文主义。
殖民地从民族主义的启蒙中获得独立，但若新兴国家仅满足于形式的独立，而未对殖民主义遗产进行精神层面的“二次启蒙”——通过南南合作框架建构平等互惠的国际分工，以产业协作网络取代零和博弈的扩张主义——便难以摆脱历史循环。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警示：民族主义既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工具（“解药”），也可能因排他性和意识形态化成为冲突的根源（“毒药”）。唯有将反殖民叙事的解放性潜力从沙文主义的枷锁中释放，才能实现真正的后殖民解放——这不仅关乎印巴，更是所有曾受殖民创伤国家的共同使命。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