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谢诗坚:腰斩3大工程
马中须协商达双赢

马中客家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全体出席者一致通过修改章程。前排右起蓝金海、张彬健、邓国祥、谢诗坚及刘伟宸,左为刘汉良。

(怡保17日讯)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拿督谢诗坚说,在政府审视下,我国已腰斩了总值220亿美元的3大工程,未来的马中关系比较不明朗,需通过协商达成双赢。

“我国在5·09大选后首次出现政党轮替,迅速将马中原本安排好的工程停止,所造成的影响及损失当然是巨大的,我们担心后遗症接踵而来,如中国要求大马赔偿、中国游客人数下降及中国减少购买我国棕油等。”



他今日在客家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致词时提及,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7月访华时提出终止3大计划,即东海岸铁道工程及两项油气管道项目。

谢诗坚说,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计划几乎都是大型工程,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非中小企业所能望其项背。

一带一路应惠及小商民

他说,至今仍鲜少有人懂得如何参与一带一路,该计划对百姓来说似乎过于庞大,诸多海外华人一时之间无法感受其实惠价值。

他希望海外企业,包括华人组成的商业单位能获得中国的注意,鼓励中国私人企业及海外企业联营或合作,从小做起,工程勿大至平民百姓忘尘莫及。



“若中国在检讨一带一路时也顾及海外中小企业的活力与能力,肯定会使一带一路更有魅力。”

他指该会希望在今年内展开3项计划,包括巡回各州,让更多人认识该会在促进马中关系的重要。其他则包括在槟城举行新任理事就职礼及计划于11月组团到中国进行商务考察。

马中客家总商会修多项章程

马中客家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一致通过修改多项章程,包括修改永久会员条文,即加入企业单位及客家籍商会为永久会员,非客家籍的马中企业家也可加入该会。

非客家籍可成会员

该会秘书长刘伟宸说,该会有4种永久会员籍,为永久会员、永久附属会员、联邦会员及荣誉会员,而非客家籍人士可成为永久附属会员,能与其他会员享有同等福利,惟无投票权。

大会也通过修改该会名称,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商会”改为“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以及理事会改为中央委员会,理事人数从原本的25人增至39人。

刘氏指出,全马每个州属都会有一名副总会长,因此副总会长人数将从原有5人增至12人,理事人数增至16人及副秘书长增至2人。

“选举年也从2年一届改为3年一届,但会长、秘书与财政3个职位只能担任2届或6年。”

他提及,其他修改的章程有将怡保的注册地址更换为槟城、修改英文章程为国文章程版本、会员大会改为会员代表大会、增加设立与解散分会及分会会员大会条文等。

出席者包括马中客家总商会副总会长蓝金海、副总财政刘汉良、总干事邓国祥及理事张彬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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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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