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杨雨亭

张京育曾经在中国生活且在台湾学术界及政府部门都担任过重要职位，经历过抗战、迁台、戒严以及后来的台湾民主化等，主张两岸基于九二共识求同存异，减少矛盾。

我在2024年4月22日早上10时至12时访谈前政治大学校长、陆委会主委张京育，地点在政大俄罗斯研究所的小会议室。战后张京育随父母撤至台湾宜兰，他自幼家贫，无家世背景，在自我惕励中不断奋斗学习，经历各种转折。以下是访谈重点。

杨雨亭：请说说您的童年生活。

张京育：我在抗战那一年，民国27年，生在湖南湘潭。

杨雨亭：和毛泽东同乡。

张京育：半岁的时候，家里迁到临澧，数月后，又迁到广西的兴安。民国28年2月，又迁到贵州麻江高枧，我是在高枧入学的，开始有了自己的记忆。当时有一条公路，没有什么车子，常常见到邮政车、烧木炭。三、四年级到四川江津。抗战胜利了，民国35年搬到安徽当涂县慈湖镇，在那里小学毕业。徐蚌会战后，我们撤到湖南耒阳，后来经过广东搭船到台湾。民国38年8月，我们到了基隆，住了一段时间，通信学校决定搬到宜兰，我插班宜兰初中二年级。

被骂清国奴

杨雨亭：当时外省小孩和本省小孩相处得如何？

张京育：一般没有什么问题，难免有一些小矛盾，比如说吵架时，有一个本省小孩骂我“清国奴”。

杨雨亭：清国奴？

张京育：事实上是日本人骂他们的。

考上了中山奖学金

杨雨亭：有意思。住在眷村里吗？

张京育：民国42年才住进岳飞新村。我初中毕业直升高中，高中二年级时本来准备读甲组理工科，可是我读了一本书《铁血宰相俾斯麦》，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那时候我们要国家统一嘛！于是我就改读乙组，以第一志愿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服完役，进入外交部实习，从条约司开始，还没有实习完，考上了中山奖学金，准备出国了。

杨雨亭：那是哪一年

张京育：1963年。

杨雨亭：您做事蛮有决断力的，decisive，这和您湖南人的个性有没有关系？在许多困难选择中，您都能自己出决定，这很不容易。

张京育：我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前，在Hofstra大学当讲师，1968年正是越战高潮的时候。之后尼克逊派基辛格去中国。

情况虽不稳仍返台教书

杨雨亭：1971年。

张京育：很多人认为台湾情况不稳，我还是决定回去。因为第一，我拿中山奖学金，第二，我教外国的孩子，不如教我们自己的孩子。1972年，我和我内人回国，到政大教书，之后我接任国关中心副主任。

杨雨亭：国关中心的职责是什么？

张京育：我们每年要举行中美、中日、中欧、南非等的研究交流活动，接待许多国家的访宾。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的形势，我们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资讯，而且我们有一位关键人物，郭华伦。

杨雨亭：郭华伦，以前是共产党。

张京育：对，他对中共的认识非常深刻，周边也有人长时间地研究中共。我们在国际方面有重要任务，沈剑虹先生当时负责国际组。

新闻局管事多

杨雨亭：看起来，国关中心等于是国民党与政府的“二轨”，那真是国民党辉煌的年代。

张京育：1948年我担任新闻局长，接宋楚瑜。那时候新闻局管的事情真多，出版法还没有修正，还有党里的文工会、警总。

杨雨亭：那时党外势力正在兴起，社会方面希望更自由化、民主化，美国方面也有压力。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张京育：我的作法是依法办事，依理判断，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如果政府认为有重大利益受到伤害，人民对政府就要让一让；否则，政府就可以让一让。

戒严不等同军事管制

杨雨亭：那是蒋经国先生蛮重要的一段时期，碰到许多事情。

张京育：我我们邀请《华盛顿邮报》董事长格雷厄姆夫人（Mrs. Katharine Graham）来访问蒋经国总统，就在当中，经国先生说要准备解除戒严，当时马英九先生做翻译，当天就变成大新闻，我也在场。“戒严”西方翻成Martial Law，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实施军事管制，一般人生活很自由，只是在某些方面有限制，原因是为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军事威胁。我们社会中并没有军人在街头到处都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晚上也是自自由由的，也从来没有宵禁！所以，凡事都要亲身参与，才晓得状况。我也是从这些地方去理解公共政策与人性的反应，当事者和非当事者往往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杨雨亭：新闻局以后呢？您做什么工作？

张京育：我回到国关中心担任主任，后来做政大校长。政府又找我担任政务委员及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

杨雨亭：二二八基金会要发放赔偿金吧？

张京育：我们还去实地调查哪些人是受害者。

杨雨亭：那时候只有800多人具体申请，得到补偿，受害人数目和党外与台独人士的预期差得很大。

张京育：我们依法办理，实事求是，要有证据。我们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那么长的时间只有这么多人来申请嘛！

杨雨亭：怎么调到陆委会的？

张京育：那时候，陆委会主委萧万长先生要去竞选立法委员，层峰可能有意愿安排他做行政院长或副总统。1996年初，我担任陆委会主委后8天，中共就打导弹了。

陆委会对很多事要低调

杨雨亭：在陆委会，您认为应该如何把工作做好？

张京育：首先，不能真正打起来。陆委会对很多事情要低调quiet done，不能说你狠我也狠。兵凶战危，不管谁胜谁败，老百姓一定失败，中华民族一定失败。所以我不大放厥词，曾经有记者说张某人“既不做秀也不做事”。事实上，我们默默地做，1998年，辜振甫去中国见到了江泽民、汪道涵，达成了某些谅解，也就是“辜汪二会”。

杨雨亭：其次呢？

张京育：我们有国家统一纲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希望两岸有正常的交往，在交往中慢慢凝聚出共识，否则两岸一直紧绷，请问对谁有好处呢？

杨雨亭：什么时候“九二共识”变成一个话题？

张京育：那是后来的事，两岸之间在政治上发生矛盾，才对“九二共识”是什么东西要弄清楚，有各式各样的解读。实际上，从中国方面来说，希望两岸不要永久分裂，在中华的范围之内，有关主权不要发生国际的涉入；就我们来讲，依中华民国宪法，我们的疆域，是依固有的疆域，还包括现在的外蒙古。因此双方并没有大的区别，加起来，是整个的中国。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双方应互尊互重，在交流之间形成一种一家人的感情，不能恶言相向、武力相向。

（本文作者杨雨亭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