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安华近来多次提及补贴合理化的必要性，也预告2024年财政预算案将阐明落实计划，补贴改革看来是势在必行。

当然，安华并不是补贴改革先锋。前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早就以公共财务负担为由提出改革，却因为民间反弹激烈，所以在大选以后撤回。

接任的纳吉并未打退堂鼓，续以经济效率和财务负担为出发点，不仅在2010年7月落实汽油补贴制度改革，也在2013推行最低薪金制，并在2015年4月启动消费税机制。然后，在2018年败选。

改朝换代以后，希盟政府在2019年实施糖税，国盟政府则在2021取消瓶装食用油补贴，而团结政府的第一项补贴改革，就是于今年取消用电量高超过1500千瓦时的电费补贴。

赤字国债没改善

无独有偶的是，历任首相皆以沉重的公共财务负担为由来推动改革，但十年下来，财政赤字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国债也没有因此而减少。

同样地，公共财务并没有被所谓的补贴负担给拖垮，债息更从来没有因为过兆令吉的债务负担而出现过恐慌式升空。

勿与财政负担“捆绑”

安华固然没说错，国库于去年确实为了补贴而耗费了近674亿令吉，但又如何呢？

那看似巨额的674亿令吉，实际上仅占了去年2927亿令吉总行政开销的11.9%，比起安华还是最佳财政部长的1995年，补贴虽然仅是6亿令吉，却占行政开销的16.3%。

取消未必改善财政

即使如此，当年更为吃重的补贴支出，并无碍公共财政在1995年实现盈余。

因此，不要轻易地将补贴支出与财政负担捆绑在一起，以为补贴必然加重财政赤字，取消补贴是改善财政状况的苦口良药。

更何况补贴本身并不是一种罪，毕竟所耗的每一分补贴，就意味着人民的生活压力得以减少一分。

去年的674亿令吉补贴开销，仅占了总行政开销的11.9%，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8%，而1995年的6亿令吉补贴开销，虽然耗了总行政开销的16.3%，却占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3%。

补贴并非原罪

这表示，通过当下的补贴机制，人民以更少的资源比例，享受更多的经济增长果实，这不恰恰好与昌明经济吻合？

补贴并非原罪，补贴改革也有其时代需要，忌讳的不过是以不合理的理由，合理化补贴改革，“财政负担”是其一，“针对T20”是其二。

后者不但无助于获取民间认同，尺寸要是拿捏不好，还会点燃社会分裂的苗头，尤其是T20与B40的阶级分裂，毕竟T20群体既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也是国库的重要贡献者，何解成了补贴改革的针对对象，形同过街老鼠。

T20群体消费补贴，和使用免费基础教育、公共建设和国防等公共品无差，是在缴税以后正当使用政府福利回馈，也都是无差异补贴。

我们总不会因为使用者是T20群体，就认定对方使用免费基础教育就是有道德缺失，强调教育改革必须朝向“针对性教育补贴”，把T20踢出免费教育的门外。那是何等的荒谬和危险。

再看最近的三次争议性最低的小型补贴改革——糖税、取消瓶装食用油及高耗电量的补贴，关于该如何合理化改革，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所以然：以使命为导向。

政治风险巨大

合理化电力和汽油补贴，不是因为T20有能力自付而B40可继续使用廉价电力，而是因为国家绿色转型需要全民参与，只不过执行过程有先后，有能力者先行，稍弱的随后，转型过程中确保财务冲击降到最低。

合理化材米油盐的补贴，不是因为T20有能力自付而B40可继续无节制地食用廉价白糖和食用油，而是因为国民健康的路上需要全民参与，有能力者，早已脱离高糖高油的饮食习惯，取消补贴于T20群体无关痛痒，但给予B40群体的补贴，也必须在有意识地培养健康饮食习惯以后，有序退场。

措辞欠缺说服力

回顾补贴改革历程，最显而易见的是，莫过于伴随着补贴改革的巨大政治风险。

安华能否扛得住压力，力推补贴改革，还是经过妥协以后来个掺了水的，甚至是在顾全大局下无奈延后，无人知晓。

但安华补贴改革的措辞，与过往无异，欠缺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