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优势”/魏开星

一场冠病疫情令全世界陷入社会混乱、经济停滞及生活乱套的状态。

新加坡作为在疫情仍然肆虐的阶段最早完全打开国门,国内执行近乎“躺平”防疫策略的国家,令人刮目相看。

日前有一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称,纽约、伦敦两大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保持不变,新加坡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排名全球第四。

消息出来后,香港大受刺激。香港素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排名仅次于纽约及伦敦。现在新加坡以一分之多跃居香港之上,意味着什么?往后“纽伦港”是否将变成“纽伦新”?

东亚地区的“双城记”及新港之间的“瑜亮情结”再次被唤起。冠病疫情袭来时,香港刚刚从2019年的动乱中走出来。转型期的香港备受考验,由乱到治、由治及兴,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信心有待于确立,香港的明天充满着挑战。新加坡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不少人对香港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其实,香港与新加坡拥有各自的优势,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新港两城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在哪?

新港“比较优势”之一:

短期看防疫政策

近期新加坡风头盖过香港,主要得益于防疫政策的放松快人一步;而香港由于与内地临近,难免包袱过重;香港还须为内地承当“外防输入”的重任。相反,新加坡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它最早向全世界敞开胸怀,确实占了很多便宜。比如航空业,新港原本均为世界航空枢纽,疫情前航线与旅客吞吐量香港多次胜过新加坡。

然而,今年以来新加坡的航空载客量已达700多万人次;而同期香港却不及其十分之一。因此,从短期看,新加坡的防疫政策灵活性较高,开放度及步伐也较大,新加坡“比较优势”完胜香港。

新港“比较优势”之二:

中期看人才及制度

随着疫情的接近尾声,香港也急起直追。9月26日早上6时起香港入境检疫安排改为“0+3”,从外国及台湾地区抵港人士毋须在酒店隔离,也可乘坐公共交通离开机场。

这是往社会“复常”迈了一大步;在疫情可控之下,特区政府已开始着手研究“0+0”的实施时间表。

由此一来,除了与内地完全免检疫通关还需一定时日外,香港对外通关即将恢复到疫前的常态。这样,防疫政策滞后于新加坡的差距将很快会消失。

中期而言,香港与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之争,就要看制度优胜及对人才的吸引力了。

有关制度与对人才的吸引,在签证便利性、生活方式多样化及气候温润等方面,香港长期比新加坡有优势。加上,香港紧邻中国内地这点,更是新加坡所望尘莫及的。

香港政府公布,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于11月份如常举行,有200位金融界的领袖人物出席。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表示,30名环球金融领袖巨头决定与会,反映他们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有信心。

新港“比较优势”之三:

长期看地缘政治

新加坡亲美,是亚太区的美国盟友,是美国“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在中美竞争白热化之下,新加坡未必能在中美之间长期地完全地将一碗水端平、不选边站及做到不偏不倚。

然而,新加坡在中美两强中谁也得罪不起;否则,其国家利益将有损失。

反观香港,它是中国“前出”国际的桥头堡。虽然在中国与西方矛盾中香港可能不可避免地遭到波及,但是西方对香港的直接制裁也将投鼠忌器,因为西方在香港拥有庞大的利益。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香港较新加坡优胜的部分始终是背靠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与西方打交道中,香港没有替代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东盟中国“10+1”对话机制等等,香港都是前锋的角色。

随着香港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最终获接纳,香港将更加深入地嵌入亚太区域经贸合作之中。由于香港是独立经济体,因此在中美关系紧张时,反而地位更加超然;与美国在印太的盟友展开合作时将更加便利。

为此,中国内地将更加依仗香港发挥其国家层面不便开展的独特作用。这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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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高官访华 感受“新质生产力”/魏开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今年1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接着,今年北京“两会”总理李强将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一时间,“新质生产力”成了中国内地的时髦词汇。实际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政府应对新的产业革命而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构成。

产业政策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政策的特色之一。新中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从1953年到1957年就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种以五年为周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延续到现在。“十四五规划”时间跨度从2021年到2025年,就是这个范畴。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苏式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模式;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该体制下,中央政府保持了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产业政府被视为宏观调控的策略之一。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国策

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引发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是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单方面提高关税、技术封锁等等;当以上种种的效果有限时,美国财长耶伦前一阵子访华又炮制中国“产能过剩”危害美国及世界的新说辞;并说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美方不排除采取任何手段。欧盟执行委员会则以“去风险化”为借口,企图为中国出口“新三样”(光伏太阳能、新能源电池及电动汽车)产品进入欧洲市场设置障碍,以此阻止中欧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商业合作。

在美国政府及欧盟“敌视”“新质生产力”之下,美欧的产业界,尤其是在华投资的企业,却是另一种态度。近年来,尽管有数据与事例显示美欧等地区有外资流出中国内地,然而更多的却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不少跨国企业还增资扩产。这些在华外企试图对中国“新质生产力”政策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有机会参与;并期望在中国的政策红利中分一杯羹。

以上便是德国总理肖尔茨今年再次访华时先到重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访华时先到上海的背景因素。

在华外企关注“新质生产力”

德国总理肖尔茨4月14日抵达重庆,展开访华之旅。在重庆,他的第一个参观地点是博世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肖尔茨参观了该公司研发生产的多款氢动力产品以及氢燃料电池解决方案。氢动力系统被誉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心脏”。同时,重庆也具有丰厚的氢气资源,优质优价的氢气是氢能源商用车实现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自肖尔茨走后不久,4月23日,习近平也到了重庆视察。在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习提出西部地区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重庆是制造业重镇,正致力于建设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习近平强调,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重庆上海为“中国制造”重镇

无独有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日下午抵达上海,开启任内的第二次访华行程。25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晤。布林肯就中国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行为对陈吉宁提出关切,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并为在华美国工人和企业寻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布林肯还在上海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会谈。与重庆的博世氢动力系统公司一样,上海拥有世界第一富豪马斯克名下的特斯拉电动车大厂。

陈吉宁是中国清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留学英国的环境科学家、工学博士、教授;而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是空间技术专家,曾任神舟飞船工程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不少“封疆大吏”由一些从事科技工作的科学家担任,这与中国目前正在倡导的“新质生产力”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很契合。这也是肖尔茨与布林肯第二次访华到北京之前,必须先下到地方的主要动力。他们分别选择重庆与上海,虽一西一东,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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