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上过经济学入门课，就一定学过边际分析法（marginal analysis）。

先于十九世纪末由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等古典经济学大师创始，后经阿尔弗德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及保罗.萨繆尔森（Paul Samuelson）等后古典经济学大师的诠释和融合，边际分析成了当代经济学分析法的基础。

既然是基础，道理自然浅显易懂，说穿了不过就是回报及代价二词。

不管是个人行为、商业决定，还是公共决策，每做的决定，都会有个目的，期许某种回报，经济术语称之为边际效益。但资源毕竟有限，天下的午餐很难白吃，所以代价总得伴随着回报，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

干与不干，视乎于边际效益和成本的权衡；对或错，无关乎道德，标准在于边际效益及成本的权衡是否正确。这道理，放诸天下皆有用，即便分析对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疫情管控和大国竞争。

还记得2021年1月和6月管控令出台的时候，坊间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管控不够严厉，拖泥带水，以为我们应该仿效中国式封城，狠狠地把人民关起来一段时候，一劳永逸。

清零还是酌情抗疫？

关或不关，紧闭还是酌情，究竟该怎么决定？

病毒初期，传播率较低，致死率较高，而且碍于事出突然，对病毒的认知甚少，医疗系统霎时间也难以应付随时爆发的大传染，因此，严控人群流动性的边际利益异常地高。

换句话说，不严控人群流动以阻断传播链的边际成本非常之高，因为代价可以是无数条人命。

严控的代价就是损经济，但是经济在疫情爆发初期尚算健康，抵御能力强，所以扛得住代价。换个说法，不严控也不见得经济就无损，因为民间还是会自行防疫不出门。

算一算，严控的边际利益很大，边际成本较小，而不严控的边际利益很小，边际成本却很大，那么政策选择就很明确：控！还要严控！

然而，边际考量会改变的。随着病毒传播率转强、致死率趋低，疫苗接种到位，及医疗资源相对充裕，严控的边际效益开始变小，不严控的边际成本转弱。

相反地，经济被衰退碾过以后，需要空间复苏，经不起另一轮严控，严控的边际成本因此变大，不严控的边际效益也跟着提高。

既然严控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酌情管控的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管控令的执行力度怎能不转道？

套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名言，“当现实已变，我也随之改变想法，难道您不是？”

中美冲突在所难免？

中美关系从2000年的“中美国”共生年代，演变为当下的战略性竞争，甚至是未来的军事冲突，那也离不开冲突的边际考量。

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始于围堵苏联的地缘政治目的，后续的深化却是扎在经济土壤上。

紧密的商贸往来，意味着两国冲突的边际效益近乎零，边际成本却特大，没人愿意搞砸经济共生。

但冲突的边际考量也从来不是个定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日益趋同美国经济以后，对两国而言，贸易利得在骤减中，而且中国的低工资水平对美国工资产生了下拉效果，“中美国”富了老板，苦了工人，最后演变成劳动群体对抗精英阶级及塞缪尔.亨廷顿口中的达沃斯人的局面。

美国国内政局一变，抗衡中国的边际效益于是开始扩大。

同样的，挑起冲突对“韬光养晦”的中国而言丝毫没有效益，但对于倡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西方300年”，“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的中国而言，与美国抗衡、挑战美国霸权的边际效益也正在增加。

边际成本呢？难道冲突不会损害两国经济？中国推动双循环，让外部经济服务内部经济需要；美国倡议“朋友支柱”（friendshoring），如何强化西方盟友的供应链合作全写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这是经济脱钩的BGM。

美国工业一旦开始减少对中国劳动价值的依赖，中国公司离开美国市场，科技壁垒越发明显，冲突的经济代价就会变得可以承受。

哪一天，冲突的边际利益要是压倒边际成本，中美军事冲突就不再是天荒夜谈。而那一天，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