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再次提到，目前世上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社会各阶层的财富与收入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

我上个月在新加坡出席希腊新任外交部长Georgios Katrougalos的演说会时就特别关心这点。这位法律与经济学教授出身的外长，以多张幻灯片来解释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其中提到在美国，一小撮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在三十多年来数以倍数增长，但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却是几乎停滞不起。

这对于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奉行所谓社会民主政治经济模式的欧洲国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

因为在大多欧洲国家（也包括老远的澳洲），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医疗、教育等大多以接近免费的方式来提供，所以民众对财富累积的追求欲望，没有如事实相对“原汁原味”、适者生存的美国那么浓厚。

欧洲贫富悬殊严重

在澳洲，一位蓝领技术工人的收入，分分钟可能比大学教授的薪金还高，这在即便是美国也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即便是在欧洲，财富与收入的差距，也还是越来越严重。

大家可能还记得数月前法国各地发生所谓的黄衣示威暴乱事件，整个巴黎几乎因为警民冲突而瘫痪，陆陆续续还延烧到当下。

其主要起因，原来还不是什么堂而皇之的自由民主追求或面目狰狞的种族主义，而主要是法国积累已久的社会经济矛盾。

我们到法国看到的主要是巴黎或其他主要旅游热门城市的富丽堂皇歌舞升平。但在大城市里的贫穷区，以及外围小镇，高企的失业率与停滞不前的收入，却也令许多法国民众难以糊口，更别说冲破阶级束缚往上爬。

希腊外长也展示另一幻灯片，谓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数据显示，在1999至2015年间，发达国家的劳工生产力提高了四倍，但彼等的薪金却只提高了两倍。

这种生产力与薪酬增长率不匹配的现象，当然会被雇员认为是受到雇主的剥削，然而，因为国际上劳工运动的声势在近些年来好像大不如前，所以，发达国家的雇员要争取更佳的待遇看来也不容易。

但在好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却也可能与发达国家大不一样。在前者，许多时候教育水平相对低落，尤其是技职教育更是凤毛麟角，所以，雇员的技能很多时候略显不足，或赶不上最新技术要求。

另一方面，固有的文化与人为的政策因素使然，好一部分雇员可能也未必有最好的工作态度，进度缓慢，甚至把旷工当成家常便饭等。

如此一来，彼等的生产力未必有如发达国家般的高度提升，那么，雇主当然也不愿意付出更高的工资了。

所以，我认为，工资的低迷是需要多管齐下的来改善的。做雇主的要更大程度履行社会责任，多做让利，而做雇员的也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提高生产力，如此方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