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周畅谈本地财政预算案与主要是美国的制定、通过等过程的异同，再引申到政制运作的不同等。今期回头再看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塞勒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以及浅谈彼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

之前探讨过了其“被限制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里的所谓“脑海中的会计”(mental accounting)，我就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量认为其实如此的“会计”做法，其实也有它自成一系、可与身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的“无受限制”的理性相匹比的逻辑的。

今期我们探讨塞勒的“被限制理性”的另一次理论，即所谓的“赋拥效应”（endowment effect）。

西方传统经济学里“理性”地认为，人们对于业已掌握在手里的东西所赋予的价值，与追求尚未掌握在手里的同样东西所肯付出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但塞勒却发现，许多人是对业已掌握在手里的东西比尚未得手的同样东西赋予更高的价值。

所以如房产般，许多人买下了一个物业，如果房市下跌，导致卖价会低于买价时，彼等心里也还是会有“其实我这物业价格不应该那么低”的想法，虽然假如他们当时是想购买同样的物业时，所肯付出的买价几乎定会与市值同等或更低。

因此，虽然楼价一跌再跌，彼等也还是会继续“忍痛”守着那手上的物业，期望楼价有一天会反弹至譬如说至少与彼等当年的买价同等或甚至更高。这在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也是“被限制的理性”。

在发展中国家里，许多人也的确会有相似的“忍痛”心理，即便自己的一些投资几乎“炒焦”了，却还是不肯（譬如说相对于买价）低价“割爱”，而是选择继续拖下去，等“市道好转”后或者可以至少少“被烧”一点。

我认为这其中当然也有一点好像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已拥有的价值，被主观的看成比追求同样同喜的价值更高的成份。

发展中政府多干预

但我也认为，更多的如此心理，却还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人们已然看透彼等政府偏喜干预市场运作的趋向。

在西方发达社会里，政府在绝大部分时候是极为尊重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的，也就是说物价的起跌，绝大时候也都依照市场自行的规律来运作。

政府唯有在整体经济会发生系统性的灾难时才勉强出手“扶市”，如美国政府在十年前的环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出手打救几家超大型的银行等。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此的物价大跌，在彼等政府的眼中，可是会引起社会动乱的，所以一般上要不直接出手买起一些受影响的东西、要不也会指示一些与政府有关的企业如此做。

所以，物价回升在这些社会里其实不是梦，只是要耐心的等待跌到谷底后，忧心忡忡的有关当局就会出手“托市”了。所以在这里，暂时（哪怕是长时）“忍痛”还是理性的、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