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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法案落实或考虑退休
考认证 老修车员嫌麻烦

部分旧车厂上了年纪的维修员对技术认证感到陌生,认为经验和口碑更重要。

(吉隆坡24日讯)一纸认证很重要,但年老和年轻的修车厂业者及技工对考取认证反应两极,前者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不排除一旦落实,就会结业以免面对一堆“麻烦事”,后者则以提升本身专业技术与水准为前提,反应积极!

巴生谷地区很多修车厂都是设在木屋区、住家式或工业区,不少更是从事汽车维修业至少30年以上的老业者,针对“汽车保养与维修法”将于3月提呈国会寻求通过一事,老业者或老师傅坦言无法接受这项技术认证。



他们向《南洋商报》记者说,十余岁即以学徒身分向师傅学修车,虽然理论方面无法和学院毕业生相比,但经验肯定十足,甚至比有念过专业课程的年轻人来得更熟练。

因此,他们对这项技术认证毫不感兴趣,认为经验累积与口碑比认证更重要,甚至表示一旦“汽车保养与维修法”生效,不排除结业、传承新一代或提前退休,以免面对一堆“麻烦事”。

面对语言问题

尽管知悉有关技术认证容易考取,只需要官员指示,完成一定示范和及格即可获得,惟受访业者坚称已一大把年纪,不想考试这么麻烦,而且语言也是个问题。

一些无意扩大业务,也无新一代接手生意的老业者,虽然认同未来社会各项技术工作都会强调文凭,但坦言人活到一定年纪,与其花时间考取认证,不排除趁机退休,何况作业良久,经验和口碑更可取信客户。



大部分由年轻业者经营的维修厂已取得相关认证。

年轻业者对课程感兴趣

无论如何,一些已由第二代即年轻业者接管的车厂,则相对更积极看待相关领域专业文凭与技术认证。

业者对参与新机械维修课程、讲座等都相当有兴趣,并以提升本身专业技术与水准为前提,完全不担心法案生效会造成不便。

此外,如今维修学员大多数从汽车学院毕业,有一定理论与基础,不排斥技术认证。

友邦汽车修理业者黄宝成:有文凭未必做得好

从事修车业已30多年,过去靠人教修车技术以累积经验,如今即使聘请的学徒持有相关专业文凭,但维修工作也未必做得比我好。

对我而言,我的30多年经验,根本无需一纸文凭去证明,而且技术认证已说了好多年不曾落实,若法案获得国会通过,不排除会因没有技术文认证而退休,把生意转交给年轻人去打理。

无论如何,顺应时代进步,每当有新款高端车面市,我的弟弟及儿子会通过Auto Bavaria上课,考取各种技术文凭以掌握最新维修技术,无论是旧款或新款车,都掌握相关理论与基础。

苏福成指打吗咭没有学院授课,加上年纪已大,一旦法令生效,不排除结业退休。

三合车厂业者苏福成:口碑信誉吸引顾客

从事打吗咭及喷漆近40年,过去由师傅手传授手艺,不曾听说有相关课程可读,所以都是靠口碑和信誉吸引客人光顾。

有同业为和保险公司合作,曾考取技术认证,对方就很容易,只是在场示范本身技术,符合标准即可。不过我做的是小本生意,现址即将拆除另作发展,若政府强制业者需持有技术认证方能经营,不排除退休。

无可否认,技术认证在未来的确可有效提升汽车领域的水平,惟对老人而言,是一大麻烦。毕竟年纪大了,不懂如何去考取技术认证,也不想在这方面花心思。

LKS汽车维修厂刘先生:20年前已考获文凭

对上了年纪的业者或维修员而言是颇为难,不过我本身早在20多年前就通过汽车学院考取各种文凭,维修汽车业一般有5级文凭。

当年每级别收费约5000令吉,如今我持有3级文凭,这对一般维修厂而言是相当充足的。

加上公会近年鼓励我们考取技术认证,本身通过公会获得了相关认证,不担心维修法生效。

我也鼓励老员工考取认证,但他们说干脆退休就好。另外,车厂也请过毕业于汽车学院的学生,惟论经验和熟练,的确无法和老师傅相比。

所以我担心若强硬执行,会萌生租用技术认证歪风,如同租用德士执照,所以落实前的确需要考虑老维修员处境,以免他们失饭碗。

维修员鍾秋霖:没兴趣怕沟通不良

从事这行50多年了,虽不太会操作电子仪器,但是通过同事指导,会用自己的方式记下各类零件故障发出的不同声音,下次维修时可快速找出问题所在。

对我而言,根本没必要考取什么技术认证,也从没听说过这种认证,没兴趣一把年纪了再去考试,也担心沟通不良。

厂内聘有一些持有学术文凭,从汽车学院毕业的学生理论虽强,但动手去做时却不如我们来得熟练;若没有认证者不可工作,那我就退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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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马7年无薪水未联系 女佣:家人以为我死了

(八打灵再也17日讯)印尼籍女子薇薇17岁就来马打工,身兼帮佣和修车师傅两个身分,工作9年以来分毫薪资未取,更因长时间未和家属联系,让对方误以为已经身亡。

她说,每天都在雇主的修车厂担任修车师傅,每天早上5时就开始工作,需要先清理房子、协助雇主的孩子上学,然后9时就前往修车厂上班至深夜。

“有时因为客户太多,我半夜1点左右才能回家。然后再清理一次,明天又再重复。”

她在接受《新海峡时报》的访问时说,雇主家还有3个家庭,同样也是聘用另一名帮佣,而对方的命运和她并没有不同。

薇薇曾多次尝试从修车厂中逃跑,但还是受到其他职员的监督。

“最后因为雇主忘了把大门给锁上,才让我成功逃脱。我当时还留着中介的名片。我走了很多小时才到他的家,”

“我担心雇主会来找我,我告诉中介事情经过后,我们也立即报警。”

薇薇在报案后,也终于致电人在印尼的父母,而这也是双方时隔6年后第一次联络。

“他们听到电话,哭了出来,因为以为我死了。”

现年29岁的薇薇也在法庭兴讼,起诉雇主,包括要求索回拖欠的21万1000令吉薪资。

高等法庭在早前就判处薇薇胜诉,但目前已经上诉到上诉庭。

工作19年没薪水
拿百元红包后到使馆求助

另一方面,雅蒂则是在25岁时离开印尼,工作长达19年都没有获得薪水。

她是在雪州蒲种工作,身兼帮佣和掌柜,多年来只获得1次350令吉。

雅蒂在逃跑后,也寻求印尼大使馆的援助。

她说,17年前曾返回印尼2个月,但是因为听信雇主指将会缴付拖欠薪水的承诺,才返回大马。

现年45岁的雅蒂尝试通过劳动局,向雇主索取15万令吉的拖欠薪资。

“我每天4点30分起床做家务,准备让雇主4名孩子上学,然后9点就到店内工作,直到晚上10点。”

她指出,雇主扣起她的护照,要求雇主支付薪金时,对方更直言“我们没钱!”。 

雅蒂的雇主甚至会收起其他家庭成员给她的红包,而当她也多次要求雇主将她送回印尼。

但雇主声称女儿太依赖雅蒂,因此拒绝她的要求。

当被问及为何不逃跑,她指自己担心被其他人占便宜,加上没有钱和护照,也是寸步难行。

“我曾多次到印尼使馆更新护照,而且也有些远。使馆人员问我是否遭到善待,薪资是否有支付。”

“但我的雇主一直都在我身旁,可以怎样回答?”

她说,去年屠妖节后,妹妹劝告说她已经被骗,应该逃跑。

他在获得100令吉的红包后,就搭乘的士到大使馆,才将事情透露给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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