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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须回归原本使命/杰弗里萨克斯

世界银行宣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赤贫、促进共同繁荣是其使命。上述目标被普遍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

但世界银行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而现在它正在转向华尔街,以取悦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世行行长金墉应当通过回顾自己曾经取得的重大成功找到一条更好的前进之路。



2000到2005年金墉和我曾密切合作,以推广世界各国对艾滋病疫情的应对之策。

由金墉及其同事,哈佛大学的保罗法莫共同领导的非政府组织“健康伙伴”(Health in Health)一直在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AVR)来治疗约千位被爱滋病毒感染的贫困的海地乡村居民,并使他们的健康和希望得以恢复。

18年前我就曾对金墉和法莫指出,可以对他们在海地的成功进行推广,以较低的代价和非常高的社会效益惠及成百上千万民众。

我推荐了一种新的多边投资机制,一支抗击爱滋病的全球基金,以及促使美国开展新的投资项目。

汲取4经验



2001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了抗击爱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牵头发起了总统防治爱滋病紧急援助(PEPFAR)计划。

由总干事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招募金墉来领导世卫组织的扩大工作。

金墉出色的完成了这项任务,他通过努力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带给成百上千万人,为挽救生命、生计和无数家庭奠定了基础。这伟大的成功有四条经验可以汲取。

首先,私营部门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以生产成本提供具有专利保护的药物。

药品企业为了顾全声誉和体面放弃了最贫困国家的利润。

他们认识到如果过度行使专利保护,就会成为成百上千万贫困民众的催命符。

其次,由比尔盖茨领导的私人慈善机构支持开展这项工作,并激励其他人也这么做。

比尔盖茨带头慈善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支持新全球基金、世卫组织以及2000到2001年我所领导的宏观经济与医疗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功地争取了抗击爱滋病和其他致命疾病捐助资金的增加)。

第三,抗击爱滋病的基金采用的形式是直接赠款而非华尔街贷款。在贫穷国家抗击爱滋病并没有被视为需要复杂金融操作的创收型投资。

这项事业被认为是需要慈善家和高收入国家为贫困和垂死民众提供救命治疗的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

第四,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公共卫生专家来领导这项工作,职业和诚实的典型代表就是金墉和法莫。

全球基金并没有流向腐败部长们的口袋,也没有用卫生资金来交换石油特许权或武器协定。

全球基金采用严格的纯技术公共卫生标准,并通过账目透明和联合出资等规定对资金接受国的服务提供情况进行问责。

贫困国家需要拨款而非贷款,以满足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度慢

世行需要回归自己的使命。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结束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普及小学和高中教育目标。

尽管在实现上述目标方面进展非常缓慢,但世行却并未引起警惕、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策略以求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事实上,世行不但没有拥抱可持续发展目标,反而装聋作哑,而有人甚至听到世行官员在权力走廊上消极抱怨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想听到有关美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责任。但金墉有义务提醒他和美国国会——恰恰是共和党总统布什创造性地成功支持了抗击爱滋病的战斗。

华尔街或许有助于安排能靠收取通行费和使用费偿还贷款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公共交通、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工作。

世行与华尔街合作有助于确保这些项目不损害环境,并确保这些项目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公平的。这些都是好的结果。

但这些旨在牟取利润或至少收回直接成本的项目就连消除极端贫困都远远不够。

穷国要的是拨款

贫困国家需要拨款而非贷款,以满足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基本需求。金墉应该借鉴他成功主导抗爱滋病斗争的全球健康经验,而不是只会把贫困国家淹没在债务当中。我们需要世行积极宣传并致力引导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筹集援助资金的工作。

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需要全面培训和部署社区卫生工作者,并建立诊断、药物和信息系统。为穷人提供教育需要训练有素的教师、安全现代的教室,并连接其他学校以及在线课程。

上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实现,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明确的战略、拨款资助和明确的分配机制。世界银行应当发展专业能力,协助捐助者和受援国政府取得这些项目的成功。

金墉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怎样做才能实现目标。

世界领袖责无旁贷

特朗普和其他世界领袖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负有个人义务。

他们需要付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努力。

全世界超富阶层也是一样,他们所掌握的财富比例从历史上来看可谓前所未有。

超级富豪已经获得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和特别税收优惠,他们能够轻松得到央行贷款,并在推高利润的同时获得非技术工人薪酬降低带来的巨大好处。

即使近来股票市场疲软,全球2000多位亿万富豪也拥有约10兆美元(39.3兆令吉)左右的财富。

如果政府也能够尽其所能,这些财富足以为消除极端贫困所需的渐进式努力提供资金援助。

在访问华尔街、达沃斯或其他财富中心时,世界银行应当鼓励亿万富翁将他们激增的财富投入个人慈善,用于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尔盖茨正在从事这项事业,并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哪些亿万富翁将主导教育、可再生能源、淡水及卫生设备以及可持续农业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凭借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世行将找到合作伙伴,协助其完成历史性且至关重要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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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克服开发与实施差距/Project Syndicate

刚刚过去的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将启动国际开发协会(IDA)的增资工作,该协会是世界最贫困人口的最大发展资金来源。这场会议可谓正逢其时。

极端贫困、气候变化和不断恶化的债务危机危及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进展,IDA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对许多受援国来说,IDA常常是唯一可靠、可持续的发展资金来源。对于捐助方来说,它物有所值:通过IDA筹集的每一美元,受援国都会获得约4美元用于支持其发展。但是,各国政府对IDA增资雄心勃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已经流通的IDA资金的影响。

预计到2030年,多达三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将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因此,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成功实施IDA支持的发展项目至关重要。但是,正如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的最新研究表明的那样,将IDA资金用于对人们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项目必须克服重大障碍。

在最近的一个IDA周期中,其在受冲突影响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融资承诺中约有50%没有支付。IRC的研究强调机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世界银行的风险门槛较低,以及主要与国家政府合作并通过国家政府运作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导致项目拖延和中止,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机构能力有限以及缺乏相关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援助至关重要

这突出了一个关键点。关SDG等发展目标的讨论往往集中在资金和政策两个方面的缺口上,而没有认识到实施方面的缺口。

但是,仅靠金融和政策无法克服实施瓶颈;技术援助和其他支持也至关重要。这是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项目厅)的一个重点,我领导该刚满一年。

项目厅代表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等全球伙伴在8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们也是实施IDA资助项目,以及其他人道主义、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措施的主要渠道。

我们还帮助受援国政府充分利用其收到的IDA资金,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加快项目交付,克服延误,确保取得预期成果。

IDA资金影响巨大

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冲突地区的经验表明,如实施得当,IDA资金可以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例如,在南苏丹,IDA和联合国机构合作实施了一个项目,重点是增加贫困和弱势家庭获得临时收入的机会。

此后,安全局势得到了充分改善,开始将项目的全部所有权交还给南苏丹政府和当地社区。这些项目已惠及十个县的42万多人。

在莫桑比克,项目厅正在与世界银行和国家政府合作,为68万因该国北部冲突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以及收容流离失所社区和回返者的人重建基本服务。

在也门,世界银行无法通过政府开展工作转而在IDA的资助下,与一线联合国合作伙伴合作, 提供基本服务。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项目厅实施的项目,依靠流动外联小组,在2000多个地点为800多万也门人提供保健和营养服务。这种参与有助于保持危机前的人力资本收益和一定程度的体制稳定,这两者对于冲突后的最终恢复至关重要。 

即使在受危机影响的地区,包括也门等冲突地区,这一实施项目的能力对于实SDG也至关重要。但预防危机的措施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特别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从长远来看,在预防方面每投入一美元,可以节省约16美元。

对于任何干预,时机都是关键。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当务之急是尽早投资IDA资金,特别是在脆弱的环境中。

做好准备应对冲击

世界银行新近推出的危机防范与应对工具包承诺帮助各国应对从冲突到气候相关灾害的突发事件,并为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例如,它包括允许政府将世界银行未支付资金的10%重新分配给应急响应措施。

这与世行发展和改革议程下的其他工具和可喜变化一起,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灵活性。

本周的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反思IDA成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线生机的关键作用,并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其影响。这不仅意味着补充其资源,也意味着承认和解决执行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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