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威北华文艺创作集缘起/张景云

《威北华文艺 创作集》

张景云主编

有人出版



我带来威北华的3本创作集,50年代原版的《流星》、《春耕》和《黎明前的行脚》。我最在意的是让今天和后世的文学读者们有机会在精神上亲炙这位让人感觉可亲的作家。

这部《威北华文艺创作集》编印的缘起,应该追溯到2012年的一场马华现代诗学术研讨会,那是由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所举办,为期两天,我出席了首日的会议并受邀担任第一场演讲的主持人兼回应。首位主讲人王润华教授的讲题就是以威北华为对象:〈倒流的诗河:威北华流亡与废墟的书写〉,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篇研究威北华文学业绩的“作家研究”论文,写得相当全面而又有心得,我的回应是无可增益的,只是谈了些细节问题,实在有愧于出席者。

3本50年代创作集

然而我还是有备而来的,我带来了几年前向槟城老友蔡木昌借来的威北华的3本创作集,50年代原版的《流星》、《春耕》和《黎明前的行脚》。我利用作为主持人兼回应者的特权,向在座的有人出版社的诗友们强力推荐,希望他们能编印一部集这3个集子为一卷的创作集,意义当然是多重的,我最在意的是让今天和后世的文学读者们有机会在精神上亲炙这位让人感觉可亲的作家。茶叙时间,曾翎龙、杨嘉仁、方路他们找到我,我把那3本书交给他们,其他的都不必说了。

木昌这3本书,我是于此前4年往槟城参加韩江同学常年新春聚餐时,顺便跟他索借来,那年3月我有一篇随笔专谈:〈旧书中的前尘影事〉,寄给《商余》发表(2008年3月11/12日)。奥维尔(G. Orwell)说,即使写时政文章也要设法把本身的经历写进去,在他是以自己作为时代的见证,我辈小人物不敢奢言时代,现在把自己的琐事形诸文字,犹如走路时踢一踢小砂石,不过是在窒息的生涯里穷开心而已。关于那3本小书,我是这样开始说的:



飞抵槟城那一天是华人天公诞,入住酒店已是午后3时半,只匆匆到莲花河一间老咖啡店喝了一杯热茶就折返酒店。傍晚木昌到酒店来会我,他说我们从前帮衬过的新街头巴刹旁边的那间菜馆宜香,这天徇俗休业,我们信步走去,在日本街将就走进一间湫隘的小菜馆;这店头跟紧邻的咖啡店没什么两样,店里一半空间给木板楼梯占去,另一边只摆放大约5台桌椅,我俩就在临街的一张坐下。

在酒店前我已留意到木昌手上拎着一个薄薄的塑胶袋,我们点了3菜1汤,和一壶菊堡,茶端上来了,趁桌上半闲的话头空档,木昌把袋子递给我。我早已猜测到袋子里可能是什么东西(原因容后再表),虽说如此,把里头那3本陈旧得纸页将近散脱的小书抽出来,我眼前还是感觉一亮,欢喜得心花怒放。过去这些年,每回到槟城见到木昌,谈起书的话题,我都不忘提醒他整理家里的藏书,自己用不到了,找个社团捐出去也好,他这就会谈到我们的老友司徒家捐书给某团体时如何被冷待的负气话。木昌一生都在岛上生活,居所安定,所以年轻时买来的书,只要没被蠹鱼蛀掉,今天还可以找得到,让我这个半生萍踪无定的人羡慕不已。

回过头来的人向往的人生

初认识木昌,是60年代初在中路尚德中学当教务员时,他在高中部念书,是从韩江转过来的(高中同学中还有一位林水檺,今天在拉曼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因为他喜好读文学书,偶尔会聚在一起,我介绍他看姚紫、苗秀、威北华等马华作家,这是他以前没接触过的,我们的交往就这样环绕着马华文艺作品开始。求学时代他就开始当他老子炒粿条的帮手,离校后进入新街头巴刹附近鱼行打工,后来有个时期在一家酒厂当经理,时常得跟监督酒税的官员周旋,感觉烦不胜烦,最后还是做回老本行,在父亲去世后领回旧摊址,重又挥动炒粿条的锅铲。微末的营生,平凡的日子,这是一个回过头来的人向往的人生。

吃了晚饭,我们走下新街再转入卖菜街,在牛干冬路口左折,这排店铺有几间酒廊,其中一间是一对母女经营的,为母者是木昌老邻居;我们在五脚基骑楼下临街而坐,在华灯下隔着花草暗香和摇晃的人影,在市声中有一口没一口的喝啤酒。

回到酒店,我把书物摆在桌上,移身到玻璃窗边。这次来槟,柜台小姐配给我对市景的房间,这时正值午夜,窗外大大小小的啪声此起彼伏,酒店旁的巷弄有人燃放烟花,五彩光绺仿佛就落在我窗前,极目南眺,从五条路填海地公寓直到日落洞,也都有小簇小簇的烟花,在墨色的穹苍底下无声的绽放。

张景云

反应

 

商余

不也是大中华中心文化心理吗?/张景云

文|张景云

这个意思,过往数十年我大概说过二三次,我说我的头总是被屏障在高云之上,两眼总是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请别误会我的意思,简单的说,我是在忏悔过往的偏执和狂妄。脚底下的事物有什么值得我多看一眼的?我少年时代就一直这么想,本土的东西我那时愿意瞟它一眼的就只有马华文艺,但这是我文化思想启蒙期的“蒙学”读物,具有初恋地位,抛弃不得。

1955年,我15岁那年,跟随周容与老师走进土库街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后来自己又发现华盖街高等法庭大厦楼上的槟城图书馆,以及其正门楼梯边的英国文化协会阅览室,这3地宝藏不言而喻都是西方文化的前沿热货。

巨棟拔地 氣勢懾人

槟城图书馆设在高等法庭的楼上,这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设置,可以想见它主要是为殖民地官员、当地士绅、“上等华人”等服务。“大咯”建筑物在华盖街与莱特街之间,当年在那地段可谓皇然堂屋,巨棟拔地,氣勢懾人,脾睨周遭其他建筑物,两层楼就有今天4层楼那么高。

入得正门拾级而上,梯级出口前整个厅堂就是阅读处,除长桌大椅之外,很显眼的就是好多张藤织沙发椅,也没铺厚厚的垫子;这前厅三边没有墙而只有几根粗柱,空隙处挂着重重的竹帘,晴天都收拢起来;你在路上站在圣乔治教堂前大草坪边沿的短土篱旁举头仰望,可以望得见那前厅高高挂着的电风扇。

这个气派,五成是殖民地高等人物走动的场所,五成就像毛姆(Somerset Maugham)小说里所描写的伦敦“尖头鳗”俱乐部里的矜贵与闲适。

后面正屋的空间当然是陈列着一排排的书架,那上面的书籍都是厚厚的,英伦百年前的出版商都有出版特殊的俱乐部版或图书馆版,书纸都是厚厚的,翻动时纸张还会咯咯作响,有些书的书封还是皮制的,装钉得像古董模样。一个15、16岁的穷华校生来到这里,就像只老鼠意外溜进了王宫某个角落,不敢轻举妄动,只忙着用眼睛搜寻架上的宝物,站着翻看,很少把书拿到前厅坐下来读,得到一年半载较熟悉环境后才大胆起来,连大沙发也敢坐了。

首次接触马来班顿

这里的读物当然都不是本土货,杂志如《Horizon》(也是藏在书架上),书籍如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罗丹之书》(The Book of Rodin),是这位德语诗人写他早年给罗丹(Auguste Rodin)当秘书的经历和心得。本土货只记得《Flowers of the Sun》,作者Katherine Sim,这是我读到介绍马来班顿(Malay pantun)的第一本读物,书里穿插著作者手绘的线描插画。

把眼光移回到今时今事,美国的“黑人的命也不贱”(Black Lives Matter)很快被发动起来。其中一个恼人的问题也可以放在(譬如说东南亚的)后殖民论述范畴内并行思考,那就是吾人是否可以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价数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在美国(南方州)和英国,都有历史人物的纪念塑像被推翻或拉倒,英国方面激进群众要求收起二三百年前在非洲和“东印度”勤事帝祚的帝国功臣们的纪念铜像,在美国南方州,在南北统一和解放黑奴内战中率领南方部队的将领和政治人物的纪念铜像也受到同样的冲击。

帝国主义的狡诈

在世界这个小角落,我们或许可以同样的问,在把Birch Road改称为Jalan Maharajalela之余,我们是否还需要肯定莱佛士或莱特的历史作用,或是进一步寻问,假如没有莱特和莱佛士的“帝国主义者的狡诈”,这两个小岛今天会是个怎样的面貌。(在我们南边的岛国,莱佛士研究和书写至今只见越来越蓬勃,而且大多数都还是基础前沿,而不是“炒冷饭”货色。)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脫身自殖民地统治的譬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等国家,今日基本上呈现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景况,是否可以据以合理化当年丑恶的侵犯和殖民统治。

对于作为历史读者的我,尚未被投入歧义漩涡的史实所呈现的纷繁声色已足以让我感到无比欣悅富足。譬如在十八世纪中叶,欧陆和英伦知识界如何掀起从印度教经典研究梵文文化和印度古文明的热潮,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官琼斯(Sir William Jones)如何把对梵文的研究转移向佛教典籍的发掘和译释,十九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的几位政务官、军官、测量师,如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普宁塞(James Prinsep)等业余考古工作者如何重拾法显和玄奘的足迹,从而挖掘出阿育王国及其他佛教遗址,并从而为被湮没2000年的佛教的复兴提供了至要的条件。在这段只能说是文化意义上无比华丽的叙事中,殖民主义的邪恶显得何其猥秽渺小。

炎方云云,那不也是大中华中心文化心理的遗风吗?宅茲中国。殊方未远。炎方坐南。在在让我浮想联翩,旋又感到无比自卑,我无法想象在女娲伏羲祭礼上这个无法併构的自我可以如何理直气壮的自圆其说。当然小人物是容易逃脫的,这回是逃入另一类长时际的历史长卷里,在豆芽字阵里寻寻觅觅。很偶然的,在东南亚史和人类学/民族志遭遇的隐蔽的角落,我看到一些慧眼慈心在形容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品种,那呼之欲出的名目叫作东南亚人,轮廓影影绰绰,那不就是我自己吗,看得我怦然心动、淚花满腮不能自持。

只是稍一转念,我又碰碎在身分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另一个拐角暗礁上,于自己立身的土地,在是与不是、Jus Sanguinis(血缘法则)与Jus Soli(在地法则)的倾轧中沉沦。

编按:本文为《炎方丛脞》之卷首语,全文近3700字,今删存至千余字,读者欲窥全豹,请详原书。另小题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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