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232)

由于我国拥有独特的天然与文化旅游资源，政府十分看重服务领域中的无烟囱工业——旅游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致力发展我国旅游业，希望将旅游领域的经济收益持续放大。

以2014年的720亿令吉旅游收入为例，占了该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7%，也是我国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

我国政府预期，旅游业2016年可带来超过1000亿令吉的收入，比2012年增加近70%，或比2015年增加近50%。

另一边厢，根据《2020年马来西亚旅游转型计划》的战略目标，我国政府希望文化旅游部发挥其革新与创造力，使我国2020年能达到3600万游客人次，以及1680亿令吉旅游收入的目标。

由此可见，与其它东盟邻国一样，我国政府对旅游业赋予远大的目标，希望这个领域可以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就业机会与商业，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的活水。

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拖累，我国去年旅游业收益已比之前一年稍微下滑，今年全球经济前景持续暗淡无光，旅游业能否突围而出，仍是一个未知数，而且需要更多有利的正面催化剂。

考古界常有斩获

值得庆贺的是，这几年来，我国考古界一直频频有所斩获，2012年霹雳人的发现，使我国霹雳州玲珑谷考古遗址成功登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增加我国旅游业在文化遗迹旅游方面的吸引力。

近期，我国政府也在半岛北部的吉打州发现历史比柬埔寨吴哥窟更悠久的极大古王朝（Kedah Tua），并计划申请为世界文化遗址，估计将可为我国旅游业，尤其是吉打州旅游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

实际上，从我国在1998年签署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后，我国旅游部已鉴定古遗旅游作为新的文化旅游政策内容之一，并在之后10年积极发展这个新的利基旅游次领域。

这项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于1972年通过及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旨在保育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古迹和自然生态。

在该项公约的定义下，世界遗产可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文化与自然兼有的综合遗产三大类。

成为缔约国后，我国政府便更加积极申请入遗，以将我国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多元色彩的文化、宗教、人文建筑物等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门票成直接经济收益

成为世界遗产旅游景点的直接好处是能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一旦景区被列为世界遗产，更多旅客会因为国际性的认可而前往参观，必然增加景区的门票收入。

以1997年位于中国山西省的平遥古城为例，该古城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18万人民币（约11万令吉）飙涨30多倍，至500多万人民币（约300万令吉）。

以临近的东南亚两个著名世界遗产为例，柬埔寨的吴哥窟的每年门票收入高达300万美元（约1220万令吉），邻国印尼的婆罗浮屠每年门票收入也介于200万至300万美元（约800万至1220万令吉）之间。

一项旅游业收益分析，门票通常是世界级遗产旅游景点主要和直接的经济收益，一般上门票收入就占景区收入的80%至90%比例。

正因如此，门票的定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因为定价过高过低的拿捏，除了关乎对旅客的吸引力造成影响，也会影响遗产景区的开发、维护、长期管理等多个层面，甚至可以作为控制旅客人潮的工具。

战前建筑遍布老城镇

另外，根据一项1996年公布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大型古迹、古老建筑物、景点和文化在我国许多老城市普遍可寻获。

调查发现，我国162个城市拥有逾3万座漂亮的古老建筑物，其中69.6%是二战前建立的店铺与住宅。

当中所指的老城镇包括了已入遗的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以及霹雳州首府怡保、太平、吉隆坡和古晋。

槟城理科大学副教授巴达汝丁莫哈末在其论文中曾指出，我国经过多个海外殖民帝国譬如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的统治，丰富了我国的多元文化、旧城镇和古老美丽的建筑物等文化旅游产品内容。

这使我国在古迹文化旅游方面的实力完全不输邻国。

定价制度须顾国民福利

考虑到世界遗产资源的特殊性质，门票其实并非是世界遗产地完全价值的体现，因此当然不能像一般商品价格那样由市场供给量和需求量决定那么简单。

因此，一般上许多国家都采用国民和国际旅客两种门票制度，以鼓励国民积极参观国内的遗产景区，得到国内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教育的熏陶，这是正视世界遗产和照顾国民权益的明智举措。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做得不错，姆禄国家公园对国民只征收15令吉门票，对比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实属便宜。

以中国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统计数字表明，该国世界遗产地的门票定价平均水平占该国人均收入（GDP）的比例近1%，是其他国家的10倍以上，为世界第一，显示出这种定价制度有不照顾国民福利之嫌。

但是，令笔者不解的是，姆禄国家公园的外籍旅客收费只不过区区30令吉，换算不到10美元，仅是我国国民收费的一倍而已。

从经济成效角度而言，这种定价制度未必是最优化，低门票未必能带来更多的旅客，但景区却可能面对收入不足，以致管理和维修不当的窘境。

收费宣传成效更大

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我国最著名的公元前535年古代印度婆罗门教遗址——吉打州布秧谷古迹，已被证实是东南亚发现最早的神像，并被联合国鉴定为世界最有历史性记载的地区之一，成功吸引国内外许多爱好宗教、文化和考古旅游的旅客前来参观。

布秧谷遗址免费参观

但是，布秧谷遗址是完全免费的，无需门票即可进入参观，笔者从网上旅客的文章分享中发现许多国际旅客们都针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惊讶。

由此可见，不收费可能是有点不符合一般逻辑，而且，笔者也看不出，这是否能进一步推广该地区的古迹旅游。

反之如果从收费获得收入，从而进行类似电子媒体广告宣传等其它推广措施，相信更能达到更强大的成效。

更重要的是，门票与其他收费收入除了作为管理经费，更成为各文化遗产遗迹持续性的考古研究经费来源。

最近，大马政府刚宣布每年拨款50万令吉供吉打古王朝的考古经费。

对于涉及将近100亩土地，发现97处遗址，并有可能晋阶世界遗产地位的文化遗址而言，这经费数额与其他重视古迹的国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举例说，中国政府在该国武汉大学研究的良渚遗址群所展开的考古研究工作就投入了1亿人民币（约6000万令吉），最后终于成功收集足够的证据符合申请入遗的资格。

这一点，政府需多加关注和做出更多的努力。而这正显示出，收费变得有其必要性，可以作为补贴研究经费，以及推动更多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

结论

周详规划遗产景区历史和经济学者们都认为，世界遗产旅游为主导的文化产业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工业，除了门票，甚至会带动当地民生经济，交通、饮食、零售土产、酒店和旅游相关服务，创造庞大的经济效益。

笔者期待，我国政府在现有的遗产景区，包括刚在2012年入遗的霹雳州玲珑谷考古遗址，以及计划准备申遗的吉打古王朝的发展上，有更周详的计划和加强力度。

这将使我国在本区域的古迹文化遗产旅游领域中占重要席位，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