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一代（甚至包括更前几代）人所做出的最糟糕外交政策决定是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选择之战”（war of choice），其声称目的是消灭——实际上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理解这一灾难性决策背后错误逻辑的必要性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重大，因为眼下同样的逻辑又被拿来为类似的美国误导政策辩护。

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是在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的错误逻辑下做出的，他声称即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风险很小（比如1%），我们也应按照这种情况必将发生的状况去采取行动。

但这种推理方式几乎总会导致错误决策。然而美国及其某些盟国现正使用切尼主义来攻击中国科技。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既然我们无法确信中国科技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将其定义为必定有害的理解去应对并予以封杀。

夸大微小风险引恐慌

正确的决策会将概率估计应用于各项替代措施。一代人以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仅应该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那（声称的）1%风险，而且还应考虑基于多个有缺陷的前提发动一场战争的99%风险。

通过单纯强调那1%风险，切尼（以及其他许多人）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让人们忽视了伊拉克战争其实缺乏正当性且将严重破坏中东和全球政治的稳定。

但切尼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仅凭微小风险就强行行动而未能考虑极高的潜在成本，而是政客们总会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去煽动恐惧。

这就是美国领导人又一次在做的事情：通过指出和夸大某些微小风险来激起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恐慌。与此最为相关（但不是唯一）的案例是美国政府对通讯科技企业华为的攻击。

或造成地缘政治灾难

美国正在逐步对该公司关闭其国内市场，并努力扼杀其全球业务。

与伊拉克一样，美国可能最终会造成一场毫无来由的地缘政治灾难。

我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也一直在关注华为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因为我相信5G以及其他数字技术能为消除贫困以及其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巨大推动力。

我也与其他电信企业进行了类似的互动，并鼓励业界去提升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

拿不出华为后门证据

我曾为华为围绕该主题所做的一份报告撰写过一篇简短的前言（无报酬）因此遭到了敌视中国者的批评，为此我向行业高层和政府官员询问是否有证据证明华为有任何出格行为，而反复得到的答案是华为的操行与其他值得信赖的行业领导者别无二致。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认为华为的5G设备可能损害全球安全。

美国官员声称，华为软件或硬件所保留的“后门”可能使中国政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视。

他们指出中国的法律要求中国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与政府合作。

但现在事实就摆在这里。华为的5G设备价格低廉品质优良，目前领先于许多竞争对手并且已经开始推广。

它的高性能源自多年在研发上的巨额投入，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在中国数字市场上的摸爬滚打。

拒绝5G不明智

考虑到该技术对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地的低收入经济体如果拒绝早日推出5G就显然太过不智了。

然而尽管拿不出任何后门存在的证据，但美国仍在游说世界远离华为。

美国的说法是普适性的。正如一位美国联邦通信专员所言：“拥有5G的国家将拥有相关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而这个国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国。”

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尚未在华为的软硬件中找到任何后门。即便将来发现后门，也几乎肯定可以在那时将其关闭。

应停止非正当监视

关于华为的辩论在德国也甚嚣尘上，因为美国政府威胁除非当局将华为的5G技术挡在门外，否则要削减情报合作。

或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联邦情报局长最近发表了一个类似切尼主义的声明：“基础设施不是一个适合让一个无法被完全信任的群体涉足的领域。”

而他也没能拿出任何具体罪行的证据。

相比之下，总理默克尔则在幕后进行抗争以对华为开放市场。

但讽刺的是，美国的抱怨其实部分反映了美国自己在国内外的监视活动——虽然这早已不是新闻。

中国设备可能会使美国政府更加难以实施秘密监视。但是任何政府的非正当监视行为都应该停止。

联合国为减少此类活动而进行的独立监督应成为全球电信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选择外交和体制保障，而不是去打技术战。

美国要求封杀华为的威胁性影响并不仅限于5G网络的早期推出，也对基于规则的交易系统所造成了巨大风险。

不按照全球规则竞争

如今美国已不再是全球无可争议的技术领导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想按照基于规则的体系去展开竞争。他们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技术性崛起。

他们同时还试图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抹杀该组织，而此举同样体现出了他们对全球规则的模式。

如果特朗普政府能“成功”将世界分割为不同的技术阵营，则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将成倍增加。

二战后美国推崇开放贸易，不仅可以提高全球效率，扩大美国技术市场，还可以扭转1930年代国际贸易的崩溃状态。

而崩溃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根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法案》征收的保护主义关税，该关税加剧了大萧条，进而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并最终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应设独立监控机构

正如其他领域一样，在国际事务领域激发恐惧并借以采取行动，而不是遵循证据行事——是条迈向毁灭之路。

让我们坚持理性，证据和规则，这是最安全的做法。让我们设立独立监控机构以减少任何国家利用全球网络监视其他国家或发动网络战的威胁。

这样一来，世界就可以赶紧利用突破性数字技术来实现全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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