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修的〈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一文也提到鲁迅如何影响马华文学。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有5种形态作品，其中“彻底地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旧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为高级，而且只有鲁迅的作品达到这个高度。他的作品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批判，是无比深刻的。

方修另一篇文章〈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再指出，在旧文学时期，马华文学是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中国文学的扶植，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到了新文学时期（1919年至1949年），情形就有所不同了。

章翰在〈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影响〉文中提到，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不只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就连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长期以来，“向鲁迅学习”，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口号，也是整个民众运动的口号。他的作品在20年代已受到马华文艺界的重视，在30年代时文人们更是把鲁迅视为导师，当作光辉的典范。尽管如此，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对鲁迅有误解和做出错误的评价，例如把鲁迅说成“乡土派”。

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1930年2月，鲁迅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马华文艺界深受其影响，在写作时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是以鲁迅的话作为自己分析问题的指针。这种现象，到1935、1936年更为普遍。以丘康为例子，他以写文艺评论称著，认真学习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哲学与社会科学，使他成为当时以为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1935年末，有人把周扬一伙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搬过来，企图在马华文坛贯彻。

后来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正确的战斗口号传到马来亚，再于1936年发表一篇重要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来彻底批判与清算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的历史文献，这总算让许多马华文艺工作者心眼明亮，不再一面倒支持“国防文学”。

他们还根据当时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个与鲁迅的战斗口号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可惜口号提出不久，鲁迅病逝的噩耗便从上海传来了。

鲁迅的逝世，并没有削弱他的光辉思想与对马华文艺界的影响。马华文艺作者几十年来所写的纪念鲁迅文章，都几百篇了。除此之外，马华文艺界及其他社会人士联合进行了好多纪念活动，如新加坡的“鲁迅周年祭”、怡保的“鲁迅周年祭座谈会”等。

在抗日期间，马华文艺工作者更是深切地感到向鲁迅学习的必要，尤其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泼辣的战斗精神。鲁迅于1936年所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我们现阶段的文学〉、〈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成了当时马华先进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思想武器。他们引用文章中的重要论断，作为文艺工作的指南。

王润华在〈新马华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说，鲁迅的作品，在建构新马多元文化的后殖民时代，都很重要，不论编选人的政治意识是左派还是右派。

鲁迅在东南亚脱离殖民统治的时候，从政治社会的战斗力量，转型为文化艺术的软权力。华人将鲁迅带入一个国家的教育文化核心价值象征的教科书里，如1970年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在编印与出版的新加坡中学华文读本《中华文选》，就收录了鲁迅的作品。从当中所选的篇章，看得出编者有意发扬鲁迅核心教育价值，强调他的智慧、大爱、认识自然美景与宽容的情怀。

肯定鲁迅的文学与思想

1959年由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高中课本，虽然这是右派文人的事业，然而他们对鲁迅的文学与思想还是非常肯定的，给予他散文的评价也很高。

冷静而认真地把鲁迅当作文学经典著作来研究的，有郑子瑜，他代表新马以修辞的方法研究鲁迅。另一位林万菁可说是集大成者，著有《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王润华则开拓从文学艺术、比较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鲁迅的小说，专著有《鲁迅小说新论》。

除了马新，鲁迅也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者，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2006）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被誉为“东南亚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他推动鲁迅到印度尼西亚文学，甚至文化政治界的传播与影响。

在越南那里，第一位阅读鲁迅作品的是越南现代文学开端的胡子明，第一位立志翻译介绍鲁迅并且引入越南的人则是邓泰梅。鲁迅的文艺思想艺术特征以及对题材的选择，对当时的越南文艺及革命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