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陈国伟:结合金融创新
绿色产业带路新亮点

陈国伟:希盟政府秉持透明、高效、廉洁的招商政策。

(广州25日讯)马来西亚对华特使兼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陈国伟认为,绿色产业结合金融创新,将是马中未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新亮点。

他指马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发展中,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未来都是最有市场潜力的新能源领域,是一带一路继基础建设产业之后最具有后发优势的产业。



陈国伟说,大马政府非常欢迎绿色产业,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环保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这绝对符合大马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利益。

“位于热带地区、水资源丰富的大马,一直鼓励生态环境文明建设。可再生能源与环保产业,可以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在发展中推行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能源利用模式,尽力减少石化能源使用,最大限度使用洁净能源和再生能源。”

陈国伟昨日出席“2019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主题论坛”的平行分论坛“绿色产融合作创新论坛”并发表演讲。

陈国伟说,粤港澳大湾区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和金融创新的一带一路合作新机制,切合了“中国-东盟自贸区”20亿人口大市场的全方位建设发展需求,也对马中的深化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

他指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隔海相望,经贸合作交流紧密。自2017年起,东盟已超越欧盟成为广东省第三大贸易伙伴,大马更成为广东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数据,2018年广东省和大马进出口贸易额逾300亿美元,占马中贸易额1086亿美元近三成,可见马广贸易是马中贸易的重中之重。”

他强调,大马地理位置优越,天然资源丰富,基础建设完善,政治稳定及法制健全,是中资“走出去”到东盟的重要窗口。

“希盟政府上台执政以来,也秉持透明、高效、廉洁的招商政策。”

中企“走出去”底气足

陈国伟认为,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非国际社会所能认同,当前中美贸易战白热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和东盟各国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繁荣,发展是硬道理。

他指拥有1.2万亿美元国债和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是资金市场与资本市场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是中企“走出去”的底气所在,也是一带一路发展构想能适时推出、迅速在东盟国家落地的另一重要因素。

“金融资本与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结合,将会形成更大的市场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发挥持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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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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