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因窃取知识产权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两国贸易纠纷的最新写照。此前，特朗普在3月8日承诺要对中国钢铝征收更高的关税——有人预测这一做法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可怕的后果。

这些做法引发出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也令投资者惊慌失措——但其实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税改法案才是加剧中美之间贸易紧张的更重要的因素。

除非充分认识到税收法案的影响，否则双边贸易关系将会在“稀里糊涂”中大大恶化。

新税收立法将让美国在未来十年新增1至2兆美元（约3.9至7.8兆令吉）的政府赤字，这一国民储蓄缺口不会通过私人部门储蓄的增加或投资的减少被抵消掉。

搞清楚这对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的意义至关重要。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等于其总投资减去私人部门与政府的总储蓄，因此，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会剧增——在未来十年中增幅可高达2兆美元。美国贸易赤字也会因此剧增，对华双边逆差可能每年增加500至1000亿美元（约1950至3900亿令吉）。

美国逆差替罪羊

当美国贸易逆差上升时，其政客会骂街，而中国是最可能的替罪羊。在这整个过程中，新的美国税法——特朗普自己洋洋得意的一大政绩——是增加中美贸易紧张的“原罪”。虽然新税法与美国贸易赤字增加之间的关系尚为人熟知，但其影响将显现在未来多年。

平心而论，特朗普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其合理之处，毕竟中国有不少侵犯专利和商标的例子。在一些行业，包括能源业和通讯业，中国会以外资企业与中国合作方共享技术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但通过双边谈判或者世贸组织诉讼，说服中国官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方面能令人感到乐观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近年在创新方面的飞跃式进步。换言之，中国企业现在也能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中获益。

在过去，外资企业创新，而中国企业模仿。所谓保护知识产权只是“一边倒”——基本上只有外资企业从中获益。

现在的情况不再如此。许多中国企业不但在中国进行创新得到专利，同时也在美国得到专利。

腾讯、大疆和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输于任何美国公司，而中国CEO们也在国内推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易找到共同语言

因为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需要日益减弱，同时中国企业也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获益，所以今天的美国与中国这方面应该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这并不是说双方的谈判会很容易。首先，中国将其科技政策视为即是针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应对手段，又是针对美国限制高科技对华出口的对冲措施。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印度、孟加拉或越南。

因此，转向技术上更复杂的产品与工艺已刻不容缓。再加上中国如果无法从美国买到高科技产品，就更有动力去推动国内科技的升级。

谈判遇到的第二个挑战，是美国企业老板们对扶持中国经济开放的支持在日益下降。

在过去，波音、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和思科等公司，都反对本国政府限制中美贸易，原因是它们都自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力的受益者。

但两国情况已变化巨大，今天，同样这些公司更可能将中国企业视为竞争对手——不仅在中国市场，甚至也在整个世界市场。

无法疏导恶性循环

这两股激流如果无法找到疏导之道，就会产生恶性循环。一方面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越多，中国就越觉得非用产业政策促进国内科技发展不可。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发展越快，美国企业就越不愿意为中国贸易站出来说话。

储蓄与投资失衡

尽管如此，如果能把这个谜题的几个关联关系讲清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有巨大的妥协与共赢的空间。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对两国都有利。

但中美贸易中更难解的问题却鲜有人提及。如果中美无法对美国日益膨胀的贸易赤字找到有效共赢的解决方案，而美国又坚持认为中国有责任，那今天在知识产权上可以取得的进展也将是明日黄花。

中国贸易盈余和美国贸易赤字最终反映的是两国分别的储蓄与投资失衡。两国政府正在考虑的诸多非市场的“贸易措施”或许会让双边贸易失衡下降，但同时也会使它们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失衡加大。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解决方法，将令两国及世界其它国家的消费者甚至企业蒙受损失。中国提高居民消费、美国提高国内储蓄才是更可持续、更有益的方向。

魏尚进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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