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8月，罗伯特·欧文这个西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英国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倡议“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

两百年来，这个三“八”空想，始终还是大多数人的乌托邦。世界劳工状况一直不太理想，八小时工作制通常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落实不到行动上。

朱进佳在《工作、工时、工资、工会——大马工人的挑战》一文中，认为“工作无保障、工时过长、工资低及工会被打压，是大马工人普遍面对的问题”，该文意指政府法定认可的“劳工承包商”或劳工中介人制度，是“四工”顽疾的重要癌细胞。

与中国“四农”相映成趣

中国存在“四农”问题，与之相映成趣。所谓“四农”问题，就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民工真可怜。而其中可怜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中国劳工阶层的主体。“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对他们来说，比“中国梦”更遥远，比两百年前的空想还虚幻。以农民工（打工者）为大宗的中国劳工阶层，遭遇到的“劳务派遣制度”，就是大马“劳工承包商”体系的中国版本。

中国风光一时的“打工文学”对农民工的悲惨境地多有讲述。其中，以林坚、张伟明、周崇贤、安子、黎志扬这被称为“五个火枪手”的打工文学作家作品，最具代表性。

马中之外，在许多国家，工人们由于底薪过低而被逼加班，每天工作长达10到12小时。三星、苹果、优衣库代工厂的工人，每月加班超百小时。八小时工作制这一两百年的空想至今还是绝响。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去年，日本著名的文学大奖芥川奖，奖给了36岁的便利店兼职员工村田沙耶香，她凭着作品《便利店人间》获得芥川奖，确实令人叫绝。她每周到便利店工作3天，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主人公就是一名在便利店工作18年的36岁单身女性，有很强的作者代入感。你看她一周才工作3天，应该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的受益者。

最近，北京一个叫范雨素的打工嫂，以一篇传记体“打工文学”作品《我是范雨素》火爆网络，一夜走红。

劳工阶层这样的命运翻转，属于小概率事件。大多数打工者依然在流水线上夜以继日地加班。

当然，两百年的空想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间接地催生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使得这个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能带给劳苦大众短暂的休憩与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