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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的作者纪杰克

纪杰克

有好事之徒将纪杰克的笑话(他讲的笑话,不是他闹的笑话)收集成书,书名就叫《纪杰克的笑话》。于是,纪杰克也变成了“笑话的作者”。

有个笑话,第一个版本是“遇到阿飘会被吓到受惊,受惊就要去找神收惊,故遇到阿飘就会见到神。”这冷笑话颇笛卡尔式呢,可以借此思考“论神及其存在”或“我受惊所以我存在,我存在所以神存在”。大家都知道笛卡尔是谁,也都知道他的“论上帝及其存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版本是,“遇到阿飘我处变不惊,我不受惊就不用收惊,但是这样一来遇到阿飘就不会见到神。”这就有点“否定哲学”转化版的意味了。“否定哲学”说来话长,好像在召唤黑格尔的阿飘,也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版本则是翻转成问题版:“如果遇到神我被神吓到要收惊,我要去找谁收惊?” 有人神回说“神父”,那显然是在开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岗(Jacques Lacan)的玩笑。“父之名”原来也有此作用 。

这个不好笑的笑话还可以有第四个版本:“有人遇到神被吓到受惊,到处问要去找谁收惊,有人当头棒喝问道:‘你怎么知道你遇到的不是阿飘?’”于是,无论如何,遇见神(或遇到阿飘而以为遇到神)的人终究还是遇见神,我们也就依螺旋式规律回到第一个版本。

“否定的否定”的笑话

斯洛维尼亚哲学家暨文化批判学者纪杰克(Slavoj Zizek)讲很多“否定的否定”的笑话,有些很好笑,有些不太好笑,有些颇不文(“黄得恰到好处”),有些不那么黄,不过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讲笑话,上哲学。有好事之徒将纪杰克的笑话(他讲的笑话,不是他闹的笑话)收集成书,书名就叫《纪杰克的笑话》(或译《齐泽克的笑话》)。于是,纪杰克也变成了“笑话的作者”。



不过,上面的神笑话不是纪杰克讲的。下面这一则才是纪杰克的笑话: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跟门徒打高尔夫,球没打好,落到海里,耶稣跑到水面上捡球。后来门徒告诉他说,这个球非常难打,只有老虎伍兹才能做到。耶稣回答说:“去他的,……老虎伍兹能做到的我也能!”然后他又打出一球。球再次落水,耶稣又跑到水面上捡球。这时有两个美国游客经过,一人问耶稣门徒:“我的天,那家伙谁呀?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吗?”门徒答道:“不是,他自以为是老虎伍兹!”(节录自于东兴译文)。

《齐泽克的笑话》

越多禁忌越多笑话

笑话体现了语言的活力,当然有其作用,越多禁忌的社会越多笑话(这些笑话多半没有作者),也需要越多笑话(被压制的老百姓讲笑话呛政府,政府有时也创作笑话提供老百姓发泄不满),而越自由的社会笑话越百无禁忌;活在处处禁忌的社会的人大概不懂“我是查理”在捍卫什么。

话说回来,看笑话还要思考辩证逻辑,就像被搞的人,一边被搞还要一边思考“在别人的注视中,我正在被谁搞?”(纪杰克“三个白人和两个黑人”的拉岗逻辑时间笑话),那也颇煞风景吧。

“禁忌”或“敏感课题”当然有利统治,言论越不自由的社会越多禁忌或“敏感课题”。不想人民议论的事只要归类为“禁忌”或“敏感课题”,顺民们就噤声了;被噤声的社会更需要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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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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