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文春(资深经济学者)
我在早前的文章中提到,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持续保持盈余。
这主要是因为马币大幅度贬值后,贸易账户的盈余大幅度增加,足以抵消服务及收入与转移账户的持续逆差。
相比之下,大马的资本账户(又称金融账户,主要是纪录资金流)自1997/98年金融危机后转为持续逆差。
虽然在个别年份中,资本账户曾短暂录得顺差,但我认为,这些情况并不值得过度解读。
事实上,根据我的记录,大马在货币危机前(1981至1997年)期间,资本账户平均每年录得90亿令吉的资本流入。
然而,这资本流入的数目,相比经常账户平均每年约60亿令吉的逆差并不很高。
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马在1997/9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泰铢崩盘及大型外国投机者的攻击,而受到严重波及。
货币危机后,从1999至2010年,资本账户平均每年录得340亿令吉的净资本外流。
经常账户支撑马币
不过,经常账户平均每年录得680亿令吉的顺差,足以抵消资本外流,对马币形成一定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资本账户仍持续录得净外流,但从2011至2024年期间,净外流规模几乎减半,平均每年仅为190亿令吉。
在这14年当中,其中有4年录得资本净流入。
同期(2011至2024年),经常账户盈余也同步下降,平均每年约480亿令吉,但仍足以弥补资本净外流,对马币及外汇储备的积累提供支撑。
积极对外投资
部分原因在于,大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外来直接投资(FDI)流入国内的速度,特别是在2005年之后,这种趋势持续至2015年。
因此,从1999至2010年,直接投资账户平均每年录得约30亿令吉的净外流。
直接投资账户纪录了外资到大马及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于厂房及机械,一般是长期投资。
根据国家银行的研究,大马企业增加海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私人企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与电信业。
这些企业开始展现出更强的海外拓展意愿与能力。
汇率自由浮动后
区域经济合作的增强、外币资金调度的灵活性、马币升值及低利率环境等因素,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事实上,大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好与大马于2005年解除3.80令吉兑1美元的马币固定汇率管制,并转为市场自由浮动的时期相吻合。
马币与美元脱钩后,令吉汇率从2004年的3.80兑1美元,于2012年升值至3.06,升值幅度达24%。
我相信,大马企业趁马币升值之机进行海外投资,以分散风险。
然而,马币其后开始再次走弱,至2016年贬至4.49。

令吉由强转弱
2014至2015年间,马币走弱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缩减恐慌”,以及在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爆发后,市场传言有关国家银行行长可能被更撤换,以及担忧大马可能重新实施资本管制。
自那以后,马币对美元一直维持在疲弱的4.00关口之上。
我推测,马币对美元回贬至4.00及以上,可能吸引了更多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因为较弱的马币令大马的出口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
此外,自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发动首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导致部分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盟国家,包括大马,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外资流入。
因此,从2016至2024年期间,大马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增速快于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增速,使到直接投资账户转为平均每年录得约30亿令吉的净流入,但数目并不大。
证券投资也外流
除了直接投资账户下的净资本流动外,证券投资账户于1999至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录得微小的净外流。
但在2011至2024年期间,证券投资账户的平均净外流扩大至每年210亿令吉。
我认为,这部分原因在于马币走弱及国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
与外来直接投资不同,外国证券投资者通常不愿在货币贬值的国家投资,因为投资收益在兑换成外币时会缩水。
与此同时,其他投资账户于1999至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录得310亿令吉的净外流,而从2016至2024年期间,该数额大幅收窄至每年仅约10亿令吉。
整体而言,大马的资本账户于1999至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录得340亿令吉的净外流,而从2016至2024年期间,平均净外流缩减至约200亿令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