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S·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前主席，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的规划编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2026年3月正式发布“十五五”规划（2026-2030）之前，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届四中全会的一些早期迹象表明该规划仍将一如既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谓“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继续着力保持中国非凡的工业和技术优势。
从以下意义上讲这将是一个错误：中国的科技工业实力显然已经完善确立，没有必要再纠缠于此。相反，规划工作应着眼于应对该国最严峻的挑战：期待已久的、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
为此“十五五”规划应设定一个明确目标——到2035年将家庭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最新统计的近40%提高到50%。
关于再平衡的争论至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2007年3月前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将其作为他提出的“四个不”（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中的第二个——在他眼中这些状况危及了看似强劲的中国经济。
需要找到新增长点
当然，“不平衡”只是隐晦地提及了中国消费者。但在所有四个“不”的背景下，这引出了此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中国当局特别擅长解决第一个“不”（不稳定），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冠病疫情就是证明，而第四个“不”（不可持续）则是习近平“中国梦”政治承诺的关键所在。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延续，那它就没法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成为一个生活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当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根据我的计算，这需要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在2030-2049 年期间达到每年5.75%——显著高于2022-2030 年的4.25%，但远低于1981-2021年间8.4%的平均水平。
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因为中国好些最强劲的增长引擎已经停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在未来几年仍可能面临下行压力。看似坚挺的出口部门几乎肯定会受到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就连当前占GDP约40%的强大固定资产投资也已触及极限。
这样一个个排除下来就只剩中国消费者可以填补这一缺口了。自从温家宝首次提出 “四个不”以来我一直在努力阐明这一点，而其他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目标与计划是两码事
但尽管中国政府经常会在讨论其经济挑战时提到促进消费需求，但这是与一系列其他目标——从刺激就业增长、解决收入不平等到发展替代能源和自主创新——相伴随的。
而失衡的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则是一心一意地去激发中国消费者，使之成为一股更强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
我并不是说中国应该放弃过去 50 年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最近的技术进步。我也不是建议中国重拾中央计划的传统，试图将经济引向另一个方向。
在我看来目标和计划是两码事：计划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战略框架，而目标则规定了与该计划相一致的数字。中国可以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既制定计划，又设定目标。
当然，家庭消费与GDP之比达到 50%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根据我的估算，这需要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达到中国经济其他部分的两倍。这一结果看似不太可能，但在住房、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疲软之下还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的消费目标应被视为类似于西方的价格稳定或充分就业目标。我们称其为“政治委任”（mandate），但这只是目标的另一种说法。制定这类目标对于所有经济体的管理都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聚焦点并鼓励问责。
承诺再平衡目标
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当然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一直都主张加强社会安全网，以减少在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由恐惧驱动的高水平预防性储蓄。
其他人则关注改革陈旧的户口制度（尤其是针对农民工），提高退休年龄，发展“银发经济”，以及政府最近喜欢推行的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
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关心那些关于哪些政策最高效的争论，而更在意对一个具体再平衡目标的承诺。
多年来我了解到中国在应对此类挑战方面表现出色。
如果“十五五”规划能够制定一个明确目标，也就是到2035 年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0%，我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会确定正确的促进消费组合措施。
一个新的目标将大大有助于迫使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个已经老生常谈但又日益紧迫的问题。正如温家宝在将近19年前先知先觉地警告过的那样，不去重新平衡中国经济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