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现行1700令吉的最低薪资已不足以应付生活开销，并强调政府将逐步调升。
根据他的说法，鉴于政府相关投资公司（GLICs）的最低薪资水平已达3100令吉，因此国库控股旗下的企业，如国能和马电讯等，其最低薪资也必须提升至3000令吉，这是“不可妥协”的要求。
在此之前，政府已宣布公务员加薪计划，把最低月收入从1795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以上。与此同时，首相亦多次重申，目前并非重启消费税（GST）的适当时机，唯有当国民最低收入普遍提升至3000至4000令吉的水平时，才会考虑重新推出。
跨步调高最低薪
从一系列的表态来看，政府显然有意逐步将最低工资推升至3000令吉这一“首相属意的关键数字”。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为何政府如此执着于通过提高最低薪资来抬升国民收入？
首先，马来西亚自2013年正式实施最低薪资制度以来，起薪定在900令吉。三年后的2016年，最低薪资上调至1000令吉，涨幅约11.1%；再过三年，2019年进一步提高至1100令吉，涨幅为10.0%。仅仅一年之后的2020年，全国57个主要城市的最低薪资再度提升至1200令吉，较2019年增加9.1%，而其他地区则维持在1100令吉。
随后，两年后的2022年，政府将最低薪资全面统一至1500令吉，涨幅高达25.0%；再过三年，2025年进一步上调至1700令吉，相比2022年增加13.3%。
整体来看，从2013年至2025年的12年间，最低薪资共调整了五次，平均每两到三年便会调升一次，累计涨幅高达88.9%，反映出薪资政策的调整幅度和频率均在加快。
政府之所以执意逐年调高最低薪资，主要是希望以强制性的方式逐步扭转大马长期存在的“低薪压制型”经济结构。若以我国现行的贫穷线标准2589令吉作为参照，不断调升最低薪资以逐步逼近这一门槛，确实具有一定的政策逻辑与社会意义。
渐进式薪资更公平
然而，单纯依赖“一刀切”的最低薪资制度，未必能真正解决结构性问题，甚至可能因缺乏弹性而加剧企业负担。
相比之下，渐进式薪资模式无疑更为公平合理。它强调薪资增长与企业生产力、行业特性以及雇员技能提升相挂钩，既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僵化，也能激励劳资双方共同追求效率与升级。
诚然，该模式目前采取自愿性机制，推行速度可能较慢，但其渐进性与灵活性使之更契合经济现实，对雇员与雇主而言都更具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然而，自经济部长拉菲兹辞职以来，有关渐进式薪资模式的落实与进展便陷入沉寂，政府迄今未见进一步的公开说明。这种“政策真空”难免引发外界担忧：渐进式薪资模式是否会被搁置？抑或政府仍将坚持以最低薪资调整作为主要工具？
企业吃不消
一般而言，只要最低薪资的调整能够与劳工生产力的提升保持大致平衡，业者往往也会理性接受，甚至认为这是推动产业升级与保障劳工权益的必要措施。然而，这一轮最低薪资的上调，却引来不少业者的强烈反弹，普遍感到“吃不消”。
问题的症结并不单在于薪资本身的水平，而在于调整的时机。当前，企业已经面临多重成本压力：电费调涨、销售与服务税（SST）扩大税基、外籍劳工被纳入公积金缴纳范围、电子发票的落实等，这些措施叠加起来大幅推高了营运成本；与此同时，外围经济环境依旧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关税政策摇摆不定，进一步削弱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信心。
在这种内外夹击的背景下，最低薪资的再度上调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使不少业者直言难以承受。
急功近利非长久之道
综上所述，最低薪资制度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拉升低薪群体的收入水平，但其副作用同样明显：企业在承受高额人力成本压力下，往往被迫通过裁员或削减投资来消化成本，反而可能对就业与产业升级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做法虽见效快，却属于急功近利而非长久稳当之举。相较之下，渐进式薪资模式更具现实意义，它通过生产力提升、技能升级与企业盈利能力挂钩，推动薪资稳步而可持续地上升，不仅能逐步化解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薪资压制现象，也能兼顾劳工与雇主的利益。
若政府真正希望摆脱“低薪困境”，渐进式薪资模式无疑才是更符合大马经济长远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