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荣昌（厦门大学大马分校经济助理教授)
近期，标准普尔全球发布的马来西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报告指出，受原材料成本上升推动，大马厂商在过去六个月内首次调高产品售价。
同时，6月份制造业整体表现出现趋稳迹象，商业状况较5月略有改善。
该报告一出，便引发外界关注：厂商调涨售价，是否与政府近期推行的税务改革有关？
随着销售及服务税（SST）扩大征收范围的措施正式上路，加上国家能源调整电费结构，市场普遍预期企业营运成本将面临上行压力，通胀势必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浮现。
然而，企业涨价与税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面对这一可能加剧的通胀压力，政府能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首先，标普全球发布的报告指出，大马厂商近期调高产品价格，并非如外界普遍认为的是受到马来西亚自7月起扩大销售及服务税（SST）税基，或国能调整电费结构的影响。
事实上，该报告在6月已公布，而其研究过程中亦存在时间滞后，因此未涵盖7月才正式生效的这两项政策变动。
报告主要是厘清制造业近期涨价的成因，指出过去六个月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以及令吉兑主要货币贬值带来的汇率不确定性，是推高企业营运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些压力迫使厂商调高售价以维持盈利空间。
因此，标普全球的报告所反映的，是企业为应对成本攀升与汇率波动而作出的价格调整，而非政策层面的影响。
还有一轮涨价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当前价格上扬并非源自政策因素，但随着7月起SST税基扩大及电费结构调整逐步落实，市场普遍预期这将对消费端和生产端带来新一轮的成本转嫁效应，进而加剧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压力。
此外，随着销售及服务税（SST）扩大至涵盖更多商品与服务，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将面临更显著的通胀压力。截至今日，已有多个行业与商会公开表示，将因应SST扩大的成本冲击而上调售价。例如，纸制品与文具供应商宣布将调涨售价约10%；部分零售商预计涨幅介于10%至20%；酒店业者则预计价格将上调10%至15%。
从目前商会和企业的反馈来看，SST扩大会推高营运成本，商家为维持利润，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涨价可说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选择。
正因如此，内贸部已同步宣布将采取三大监控措施，以防止业者借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同时，政府发言人拿督法米也呼吁公众积极举报不合理涨价行为。然而，问题是：这些监管措施究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内贸部日前宣布将采取“三管齐下”措施，确保侦查行动取得实效，重点监控对象包括因SST扩张而受到影响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以及那些未受税率调整却出现价格波动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内贸部也警告商家，勿以销售税为借口肆意涨价，并表示一旦查出不合理调价，将援引《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采取执法行动。
如何界定合理价格？
然而，所谓的三管齐下——警告、监控与罚款，在现实执行层面上，其实效果相当有限。
首先，“合理价格”的界定本身就充满灰色地带。在许多行业中，定价不仅仅反映成本，更包括品牌溢价、服务附加值、市场定位等复杂因素，政府要界定一个“合理售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即便价格上调，也难以直接判定其动机是否为牟取暴利。
其次，单靠警告并无法遏制涨价行为，尤其是在企业营运成本确实因SST扩张而显著上升的前提下。面对原材料、物流、税负等多项成本叠加的压力，要求业者“不涨价”几乎等同于要求他们自行吸收所有成本，这在商业逻辑上并不成立。
再者，罚款的威慑作用也将大打折扣。由于“涨价是否合理”本身难以界定，当局要举证业者恶意牟利并非易事，这使得许多企业即便涨价，也可以以成本转嫁为由自圆其说，令执法陷入“有法难施”的困境。
最怕弄巧反拙
综上所述，尽管政府通过内贸部推出“三管齐下”的监管机制，试图防止业者借SST扩大之机哄抬价格，但其实际成效仍令人存疑。
现实中，企业涨价行为往往受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原材料价格、汇率波动、税负上升与服务附加价值等，而政府欲以“合理价格”作为执法标准，本身便存在高度主观与操作难度。、
此外，即使当局发出警告或威胁罚款，若无法准确区分涨价是源自成本推动抑或牟取暴利，便难以形成有力震慑，最终恐流于形式。
更重要的是，过去经验已充分显示监管措施的局限性。例如，在去年实施针对性柴油目津贴改革时，政府曾严正要求巴士公司不得随意调涨车费，然而不久后，车资上涨的现象仍然发生，反映市场终将依据成本与供需现实自行调整价格机制。这一先例无疑为此次SST扩大后的政策效力敲响了警钟。
在当前税改效应叠加通胀压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若政府仍寄望通过行政管制来“压价”，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扭曲市场机制，破坏价格信号的正常运作。
更糟的是，频繁的人为干预和政策不确定性，还可能加剧营商环境的恶化，令企业对大马市场的信心受挫，最终造成“压不了价、留不住商”的两败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