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本田善彦
日本米荒乱象，很可能左右石破茂政府和自民党的命运，也成为重新盘点战后农业和粮食政策的一大契机。
毫无疑问，米饭是日本人的主食，虽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整体饮食嗜好和习惯西化的关系，稻米消费量逐年下降，但对绝大多数日本百姓来说，米饭是无可取代的谷类主食。
这一阵子，稻米产量供不应求导致米价飙升，特别是去年夏天开始，白米从超市货架上消失，以往5公斤2000日元（下同，约58.61令吉）为标准的米价狂飙至一倍多。
今年初夏，部分品牌米每5公斤的售价突破5000日元（约146令吉），这些乱象严重打击国民生活，使多半庶民叫苦连天。
为了因应“米荒”，日本首相石破茂政府近期不断地释出储备米，不过，刚开始的几周不仅没见效，反而米价持续升值。5月，时任农林水产部长江藤拓的不慎言论引发民怨。
为了降低此番失言对自民党今夏东京都议员及国会参院选举造成冲击，石破指派前环境部长小泉进次郎来接任农林水产部长。小泉就任后，不再走储备米竞标的制度，采取开放业者申购方式，成功降低米价。
据悉，石破内阁倾向前首相岸田文雄的路线，小泉背后便看到前首相菅义伟的影子，此次小泉因应米价问题有方，不难想像其声望提升，虽对挽回自民党声势有助，但另一方面也造成石破和小泉之间产生微妙的气氛。
从去年以来，日媒纷纷分析报道米荒背后的原因，有的点出因为日元贬值，外国游客暴增，结果白米饭的消费量也激增。还有，最近传出日本即将会有“大地震”等警告，引发部分民众恐慌性抢购和囤货。
此外，经过俄乌战争，小麦售价攀升，导致不少国人回头改吃稻米；另有些人提出因为气候变化和严重虫害，近几年的稻米产量相对变少等因素。
减产是米荒核心原因
不过，多半媒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所推行之“减反（稻米减产措施）”等政策才是问题核心。石破本身坦言，政府对稻米政策的“结构性问题”导致此次危机。日本政府为鼓励农民减少稻作面积，改种其他作物，长期实施发放补贴的政策。
以往，透过这些措施一方面调整稻米产量，另一方面也能维持米价，如今这些方法明显出现问题。
石破表示，为了实现农业政策转型，必须在探讨粮食安全保障方法的同时，将检讨稻米减产措施。看来此次米荒，很有可能左右石破政府和自民党的命运。
米荒再次显示出日本人和稻米的关系之深。现今在日本普遍存在的水稻栽培，推测约3000年前（公元前10世纪）传入日本九州北部，西元前4世纪则传至本州岛最北端。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部的说词，国内的稻米自给率接近100%，在日本粮食自给率中占相当大的比重。
对日本来说，米可谓是粮食安全的关键。然而，摊开历史就发现，日本也曾经一度无法自给稻米，有段时期得依赖进口。
江户时代，工资、税收等均以稻米的数量来计算，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是用米的价值来衡量。一石（约150公斤）的米可算为一个人1年之食用量。当时发生过几次大饥荒，都是灾害和气候异常所导致。
汲取饥荒的经验教训，祖先开始囤积稻米，同时种植红薯。
江户时代，对外贸易有限，米的自给率推测接近100%。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了赚取外汇，大力发展工业和贸易，此时稻米与生丝和茶叶并列，被定位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明治时代，日本开始向海外出口稻米，原因是由于连年丰收，米价骤然下跌。如此，明治初期日本的稻米自给率超过100%。
但是在1889年，因为当年的人口增长和人均大米消费量增加，稻米出口国的日本突然间沦为稻米进口国。
由于经济繁荣，农村的稻米消费量暴增，城市人口也大幅增加，期间稻米消费量增长约1.5倍。
稻米自给率在19世纪90年代跌至100%以下，大正时期降至94%，昭和初期降至85%。1917年，48%稻米进口来自朝鲜半岛，31%来自台湾，21%来自英属缅甸、法属中南半岛。
随着二战的战况恶化，商船从海外进口稻米越来越困难。1943年，稻米进口量减少一半，到第二年几乎完全停止，导致日本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
1945年战败后，日本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战争导致耕地被摧毁、农业劳动力短缺，以及依赖从朝鲜半岛和台湾等殖民地进口的供应链彻底崩溃。
到1950年，为弥补国内米短缺，政府开始从泰国、缅甸、美国、埃及等国进口稻米；1952年，政府制定“粮食增产5年计划”，并致力于提高产量。
在约20年里，稻米产量增加1.5倍，是日本约70年来首次实现稻米自给。
不过，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饮食习惯多样化，人均稻米消费量在1962年达到高峰118.3公斤，此后开始下降。
由于产量超过需求，导致库存过剩，从1971年开始实施“减反政策”全面调整生产，产量在约50年间从约1200万吨降至约800万吨；人均年消费量也降至约50公斤。
随着自给率较高的稻米消费量的减少，粮食自给率（以卡路里为基准）从1965年的73%下降到约40%。
此次米荒，可能成为重新盘点战后日本农业和粮食政策的一大契机。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