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和文字中国风和云》
作者：潘友来
出版社/图片提供：大将文化
合作单位：大将文化
大将文化网站：https://dajiang.com.my
文|成安然
作者潘友来的《我和文字中国风和云》中，“盲流”这一主题犹如隐形的暗流，贯穿于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观察与书写。这一细节虽非全书主轴，却以格外真实而刺痛的方式揭示了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命状态，以及这股人口流动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潘友来在1990年初次踏足广州，便目睹了所谓“盲流”，那些从中国内地农村涌入城市寻找机会的无业流民：“夜色里看到长龙，沿着路旁缓慢移动。晃动人影之间，看见警察拿着棍子指挥人群，像是赶鸡赶鸭那样子”。这种对“非正式城市居民”的粗暴管理，反映出当时中国城市治理对流动人口的无力与困惑。
“看我们的眼神，木木的一闪而过，然后就是茫然无助”。作为南洋华人，他或许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不同国度间民众在生活苦难面前的共性。或许，我们的先辈就像这股盲流一样茫然无助的来到了南洋，时代的推移留在中国的同文同祖的同胞依然还要面对同样的困境。
八十年代“发财到广东”
盲流的出现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崩解与改革冲突的直接结果。“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已成为当时内地口头禅。广东作为经济区首选，吸引了无数农村青壮年外出闯荡。城市排斥机制正是当代学界所言“非正规化都市化”的表征，农民工城市生活权利（或许可以更狠的说是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被剥夺与被合法边缘化。
更令人痛心的，是作者在火车站附近看到“早餐吃去皮小黄梨”的盲流群体。黄梨这种寒凉水果不适合空腹食用，但盲流者“只能吃这个”。中国底层民众在改革初期的脆弱生存状态极度贫困的现实，在早晨即可窥见当时的人民只剩下生存。
潘友来并非冷冰冰的记录者。他在香港的日子里，同样看到“偷渡者因躲藏船舱暗格而窒息身亡”之类新闻。盲流在大陆、偷渡客在香港、劳工潮在南洋……这一连串现象，在作者心中组成了“大中华流动底层”的残酷面貌。人在流动，身分在漂移，尊严在削弱，正是新型的底层游牧民族。
制度性的失衡
作者在书中并未将盲流现象归结为“过渡性问题”或“发展阵痛”那般轻巧说法，而是视为制度性失衡的产物。他对于广州市民对盲流的排斥、政府的控制措施表现出隐约质疑。尤其当夜晚目睹警棍指挥人群、火车站盲流聚集。这一切无疑加深了他对中国城市化“排斥性现代化”本质的思考。
30年过去，中国的盲流问题看似因户籍制度松动、城乡融合战略而缓解，但作者当年见到的“木木目光”“黄梨早餐”、“铁棍驱赶”仍隐约在今日外卖员、快递工身上复现，甚至发展出内卷的文化都是盲流延伸下的悲剧，为了活着，已没有资格谈生活。
中国与民主
真正让人感到痛心的莫过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夜〉这篇文章，甚至久久不能释怀。那是一份远在民主国，却痛心与民主数次擦肩而过的历史片段，也是现代人依然难以逃脱的梦魇。
35年过去，香港已归，民主未至，南洋华人依旧困在国族认同的缝隙中。
而潘友来1989年的那夜记录，恰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今日世界同样撕裂的脸。我们强烈的认同自己的民族身分，也面对了无数次政客玩弄种族对爱国的质疑。
梦碎后的惊魂
遮打花园万盏烛光，照亮的不只是冷雨冬夜，更是八十年代中国梦碎后的惊魂。书中未明言“六四”两字，但铁轮与血色的暗影无处不在。“激情在坦克铁轮下，辗成悲愤碎片”这一句已浓缩了整个八九民运的破灭。
而作者在此夜所见的香港人，既是“准备回归”的身分焦虑者，也是“无根漂泊”者：一面盼望强大祖国带来安全，一面恐惧自己失去自由气息。这种矛盾，不正是今日“反修例运动”至今余波未息的根由吗？2025年的我们读此篇，仍能感到那不安与压抑的湿气扑面而来。
局外人的凝视
准备这书评之时，数日后正就是梁凌杰跳楼事件爆发的“200万+1人” 的大规模游行。作为马来西亚华人，香港对我们毫无关系，但却让我们感同身受。只因为我们都期待华人都能处在民主化的时代，都希望同文同种的人都能自由地活着。
潘友来并不必然关心香港，但正是这种“局外人的凝视”，让他比香港本地人更敏锐。他说：“我们在南洋也有相似困扰……不知道该归向何方”。这句话今日仍能应用于数百万东南亚新生代华人，我们讲马来语说中文、用马来文写中文，却仍常被骂滚回唐山，这种文化与身分的认同困境，正是“八十年代最后一夜”的折射。
未竟时代成现实
35年过去，东南亚许多年轻华人已主动“去中国化”，自称是华人而非中国人，这未必是背叛，而是全球化与本地政治现实所致。潘友来那晚的“痛感”，恰恰揭示了未来趋势的种子。
1989年，作者写下中国银行大厦光芒冷冷；2025年，香港变成了“国安法之城”，外资撤离，书店消失。作者笔下那个“未竟的现代中国”，至今依旧未竟。民主未至，平等未成，城乡鸿沟未解，“盲流”换成了外卖员，南洋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复杂情绪丝毫未减。潘友来所担忧的中国式秩序真的在港落地；南洋对中国的观望，也因“锐实力”与“一带一路”而复杂化。“未竟时代”变成了“未竟现实”。
我为何在此？
潘友来在遮打花园里站着，冷冷记录，不喊口号，也未激昂，反而低声自问：“我为何在此？”这是真正深刻的部分。这一问，正是全体南洋人、全体世界华人对1989、对香港、对中国、对自己的追问。至今无解。
这种中国性已与老一辈所怀的“中国梦”不同，“年轻人不再为‘故乡’感动，他们怕人潮、怕不文明”。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化、功利化、拥挤与嘈杂，虽未直言批判，却在细节中流露忧虑。这种温婉而不失锋芒的笔法，或许正是南洋文人的独有品质。
不只是历史记录
一瓶沙、一瓶水送胡锦涛，那是马来西亚心意的象征，也是他内心不舍的投影。潘友来写厦门大学在马设分校，写熊猫来到吉隆坡，那都是中马友谊的新象征，可是，字里行间总透着隐隐的担忧：这热络之后，是否还有深情？还是仅剩仪式与场面？
〈八十年代最后一夜〉并非过去式。它至今悬而未决。潘友来在寒雨夜中所感，无解的身分、无法预测的未来、失落的民主理想、沉默的中国之路。全部仍在今日发酵。或许正因如此，这篇散文才能在岁月流变后仍击中人心。它不只是历史记录，而是现代困局的镜像。35年后的中国香港，仍在这“最后一夜”之中，等待晨曦，或终无晨曦。
马来西亚与中国
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身分与政治地位，正面临新一轮张力。青年对中华情怀下降，反映了南洋第三代华裔对原乡的认同断裂。然而更深刻的现实困境，是马来西亚国家政策与经济结构对华人社会的新一轮挤压。在本地化过程中，东南亚华人必须不断在“去中国化”与“保持文化资本”之间找平衡。
近年“土著优先政策”未见松动，大马华人企业、教育（华文独中）、文化空间被边缘化倾向明显，而政治参与亦在2018年“变天”后陷入幻灭。与潘友来笔下对中马关系寄望不同，现实中许多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将“身分出路”转向第三空间：新加坡、澳洲、英国，甚至逐步本土化，选择“马来语+英语”教育路径，弱化华文能力，以适应国族与职场需求,认同重组，而非单向归属。
这一趋势亦带来文化自守现象。大马华社近年强化“母语教育”、“华人节庆”以抵御边缘化，却在青年流失、族群壁垒加深方面付出代价。民间力量不足，国家象征外溢。华社凝聚力不足、官方疏离、国族整合未成，成了大马华人现代性的三重困局。
